逍遥右脑 2014-04-11 12:22
怀念老父那几回痛打
文/阎连科
活到今天，对我的痛打竟使我觉得抚慰和幸福，竟使我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去我儿子头上摸一摸。
算到现在，我的父亲有二十四五年没有和我说过了。埋他的那堆黄土前的柳树，都已经很粗很粗。不知道他这二十四五年想我没有，想他的儿女和我的母亲没有，假使想了，又都想些啥儿，念叨一些啥儿。可是我，却在二十五年间，总是想念我的父亲，想起我的小时候，父亲对我的训骂和痛打。好像，每每想起我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端的。
能记得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岁确当儿，少年期，读小学。学校在镇上的一个老庙里，距家二里路，或者二里多一些。那时候，每年的春节之前，父亲都会千方百计存下几块钱，把这几块钱找熟人到城市信誉社，全都换成一叠儿崭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枕头的苇席下，待到了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张、几张地发给他的儿女、侄男侄女跟在正月十五前来走亲戚的孩娃们。
可是那一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那几十上百张一毛的票儿却没有几张了。那一年，我很早就发明那苇席下藏有新的毛票儿。那一年，我还发当初我上学的路上，我的一个远门的姨夫卖的芝麻烧饼也同样是一毛钱一个。我天天上学时，老是从那席下偷偷地抽走一张钱，在路上买一个烧饼吃。偶然勇敢起来，会抽上两张，放学时再买一个烧饼吃。
那一年，从初一到初五，父亲没有给我神色看，更没有打我和骂我，他待我如往年无二，让我高愉快兴过完了一个春节。可到了初六，父亲问我偷钱没有？我说没有。父亲便厉声让我跪下了。又问我偷没有，我依然说没有，父亲就在我脸上打了一耳光。再问我偷没有，仍说没有时，父亲便更为狠力地朝我脸掴起耳光来。记不得父亲统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记得父亲直打到我说是我偷了他才歇下手。
记得我的脸又热又痛，到了切实不能忍了我才说那钱确是我偷了。说我偷了全都买了烧饼吃掉了。而后，父亲就不再说啥儿，把他的头扭到一边去。我不晓得他扭到一边干啥儿，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姐姐们，可等他再扭头回来时，我们都看见他本人眼里含着的泪。
第二次，还是在我十岁之前，我和几个同窗到人家地里偷黄瓜。仅仅因为偷黄瓜，父亲也许不会打我的，至少不会那样痛打我。重要是由于咱们偷了黄瓜，其中还有人偷了人家菜园中那一季卖黄瓜的钱。人家挨个儿地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去，说吃了的黄瓜就算了，可那一季瓜钱是人家一年的口粮哩，不把钱还给人家，人家一家就无奈渡过那年的日子去。父亲也许认定那钱是我偷了的，究竟我有着前科，待人家走了之后，父亲把大门闩了，让我跪在院落的一块石板铺地上，先劈里啪啦把我痛打一顿后，才问我偷了人家的钱没有。因为我真的没有偷，就说真的没有偷，父亲就又劈里啪啦地朝我脸上打，直打得他没有力量了，气喘吁吁了，才坐下直盯盯地望着我。
那一次，我的脸肿了，肿得和暄虚的土地样。因为心里冤屈，夜饭没吃，我便早早地上了床去。上床了也就睡着了。睡到深夜父亲却去把我摇醒，好像求我一样问：“你真的没拿人家的钱？”我朝父亲点了一下头。然后，然后父亲就拿手去我脸上微微摸了摸，又把他的脸扭到一边去，去看着窗外的夜色和月光。看一会他就出去了。出去坐在院落里，孤零零地坐在我跪过的石板地上的一张凳子上，望着天空，让夜露潮润着，直到我又睡了一觉起床小解，父亲还在那儿悄悄地坐着没有动。
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坐在那儿思忖了啥。几十年从前了，我仍旧不知父亲那时到底是在那儿省思仍是漫想着这家和人生的啥。
第三次，父亲是最最应当打我的，应该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可是父亲没打我。是我不让父亲痛打我。那时我已经超出十周岁，兴许已经十多少岁，到乡公所里去游玩，看见一个乡干部屋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优美铝盒的刮脸刀，我便把手从窗缝伸进去，把那刮脸刀盒偷出来，回去对我父亲说，我在路上拾了一个刮脸刀。
父亲问：“在哪儿？”
我说：“就在乡公所的大门口。”
父亲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我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素洁的农村孩子了。到后来，那个刮脸刀，父亲就长久长久地用将下来了，每隔三朝两日，我看见父亲对着刮脸刀里的小镜刮脸时，心里就特殊温温暖伸展，似乎那是我买给父亲的礼物样。不知道为啥儿，我从来没有为那次真正的偷盗懊悔过，素来没有假想过那个被偷了的国度干部是个什么样子容貌儿。
直到又过了多年后，我当兵回家休假时，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刀架在刮脸，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上来。（ ）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多年了，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必，还好哩，硬朗呢，我逝世了这刀架也还用不坏。”
听到这儿，我有些想掉泪，也和当年打我的父亲样，把脸扭到了一边去。
把脸扭到一边去，我竟那么巧地看见我家老界墙上糊的旧《河南日报》上，刊载着郑州市1981年第2期《百花园》杂志的目录。那期目录上有我的一篇小说，标题叫《领补贴金的女人》，然后，我就告知父亲说，我的小说发表了，头题呢，家里这墙糊的报纸上，正有那目录和我的名字呢。父亲便把刮了一半的脸扭过来，望着我的手在报纸上指的那一点。
两年多后，我的父亲病故了。回家埋葬完了父亲，整理他用过的货色时，我看见那个铝盒刮脸刀悄悄地放在我家的窗台上，黄漆脱得一点都没了，铝盒的白色在锃光发亮地闪烁着，而窗台斜对面的界墙上，那登了《百花园》目录的我的名字下面，却被很多的手指指指导点，按出了很大一团玄色的污渍儿，差未几连“阎连科”三个字都不太显明了。
算到现在，父亲已经分开我了四分之一世纪。在这二十四五年里，我不停地写小说，不停地想念我父亲。而每次惦念父亲，又仿佛都是从他对我的痛翻开始的。我没想到，活到今天，父亲对我的痛打，竟使我那样感到安慰和幸福；竟使我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会拿手去我儿子头上摸一摸。
惋惜的是，父亲最最该痛打、暴打我的那一次，却被我遮蔽过去了。而且是时至本日，我都还没有为那次正本逼真的偷窃而后悔。只是感到，父亲要是在那次我真正的偷盗之后，能再对我有一次痛打就好了。在父亲的毕生中，要能再对我痛打上十次八次就好了。父亲假如今天还能如昔日一样打我和骂我，我该有何样的安慰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