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7-09-03 12:25
1973年6月，周恩来陪同越南客人来到延安，处理完其他事务后，亲自去陈友才的坟上祭奠，并说：“我一生中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王树人，原题：《周恩来是这样对待下级的》
周恩来是全世界公认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像这样一位伟人对待下级却是充满与众不同的人情味儿，体现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
给“马军长”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1935年10月的一天，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挑选了一匹上好的枣红马带着马夫周家荣来到周恩来的住所“稻佐铺”，并介绍说马夫叫“马军长”。周恩来很是高兴，望着周家荣说：“哦，也姓周，一家子的嘛！”看到周家荣显得局促不安，又开玩笑责怪徐海东道：“你个徐老虎也真是的，怎么把我一家子的叫‘马军长’嘛！”看到如此儒雅风趣的周恩来副主席，周家荣放松了，抢声说到：“我喜欢首长叫我马军长的。”现场的气氛活跃了，大家哈哈大笑。周恩来也笑了：“那好，就叫马军长吧。”自此，周家荣便鞍前马后跟随着周恩来，成为中央警卫团的战士。1939年9月，周恩来骑马失事。康复后见鞍前马后没了周家荣的身影，后来得知因周恩来骑马失事，别人硬把责任推到周家荣身上，因而让他下部队。周恩来浓眉紧锁，一言不发。后来又知道了周家荣曾两次身负重伤的英勇事迹后，既高兴又痛心，立即命令把周家荣接到延安的医院，并由援华抗日的外国医疗专家亲自治疗。不到半年时间，周家荣又生龙活虎地回到周恩来的身边，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1946年，周恩来又亲自出面做媒，把在延安工作的广西籍姑娘李永仕介绍给周家荣。自此，二人带着对周恩来的无限感激和嘱托，相濡以沫，度过幸福一生。全国解放前夕，周恩来又把周家荣送到解放军洛阳荣军学院学习。1952年，周家荣毕业后谢绝了各级政府提供的休养所的挽留，响应毛主席号召，携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河南省光山县的老家。临行前，一张由周恩来亲自签发的“特别通行证”送到了周家荣的手中。持此证能在整个中国大陆畅通无阻，其中饱含着伟人的深情。1962年秋，“信阳事件”和三年自然灾害，加之严重的浮夸风，使信阳地区的干部群众吃不上饭，饿死了许多人。在这样的残酷现实下，周家荣手持这张“特别通行证”乘车到达信阳，准备进京，把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实际情况向中央汇报。他的行动被发现后，几个当权者考虑到自身的利益，竟然没收了他的“特别通行证”，强行将他送回新县，软禁在县政府招待所，并严格控制他的行动。直到中央解决“信阳事件”后他才恢复了自由，但周恩来颁发给他的“特别通行证”却查无踪迹下落不明。
终生不忘陈友才
陈友才，湖南郴州人。1936年2月任周恩来的警卫参谋。为进一步做好保卫工作，他常利用自己身材相貌酷似周恩来的特点，穿着与周恩来同样的服装，以迷惑盯梢敌特。1937年4月25日，他以副官的身份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乘车由延安赴南京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途中，于劳山地区突遇何应钦收买的一股200余人武装土匪的偷袭。司机中弹牺牲、警卫人员伤亡严重，陈友才的腿被打断。他命令两位警卫战士全力护卫周恩来迅速撤离公路，自己则扶着卡车的护板站起来，将匪徒们的密集火力引向自己，直到壮烈牺牲。匪徒们误以为目的已达到，就停止行动，周恩来安全脱险。陈友才牺牲后，人们把他随身携带的一条布满刀痕和溅满鲜血的毛毯交到周恩来手中时，周恩来禁不住泪流满面：“友才是替恩来死的，永远也不能忘记他！”27日下午，陈友才遗体被安葬于延安宝塔山。1973年6月，周恩来陪同越南客人来到延安，处理完其他事务后，亲自去陈友才的坟上祭奠，并说：“我一生中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当延安的有关负责同志告诉他，1947年胡宗南进犯，陈友才的坟墓遭到摧毁，再没有找着时，周恩来伤心得当即掉下了眼泪。临别前，他还再三叮嘱：“陈友才同志牺牲得很英勇，要把烈士们请进陵园，给他们立个碑！”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工作人员从他的内衣口袋里找出了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周恩来等人的合影，照片背面题着：“劳山遇险，仅存四人。”四人能存，重要功臣是陈友才。正如邓颖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所说的：“友才是替恩来死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
给身边工作人员的家里“报平安”
1944年12月，从重庆回到延安不久的周恩来收到中共米脂县委书记冯文彬来延安开会时转交的一封信。信是米脂县印斗区区长林彬（原名杨?萍）写的，是要打听妹妹杨莉萍的情况。周恩来看罢后立即给林彬写了回信。周恩来因何要给林彬写信呢？1940年3月，周恩来从延安去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时，带了几个报务人员，林彬的妹妹杨莉萍就在其中。临行前杨莉萍来到了当时还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的姐姐那里，把自己即将到重庆去工作的消息告诉了姐姐。1940年5月底，杨莉萍到了重庆，在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担任报务员。在来重庆的路途中，豆蔻年华的她还对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钟韵产生了好感。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和在大后方更好地开展工作，组织决定杨莉萍转入地下工作。这年5月，派她和与之相恋的钟韵一起去桂林建立地下电台，后来两人结了婚，生了个男孩。1943年1月，南方局调两人回到重庆红岩村。不久，组织又派两人到昆明建立秘密电台。由于杨莉萍到了重庆后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没有给在延安的姐姐写过信，因此几年来，杨?萍十分想念妹妹。周恩来托冯文彬带给杨?萍的信是这样写的：“林彬同志：冯文彬同志带来你的信收到了。杨莉萍同志既是你的妹妹，当然你要挂念她，而且早就应该来信问我的。她于四零年随我出外工作后，不久即与军队中老干部钟韵同志恋爱后同去桂林。四一年在该处结婚并取得职业掩护。四三年回重庆，当时已生小孩，我忘了是男是女。不久又去昆明，现在该处有职业，情形亦好，惟因属于大后方工作，我不能将通讯地址告你。在去年我见他俩时身体尚好。莉萍年小，自然免不了孩子气，幸好钟韵尚肯帮助她，故彼此相处甚得，此点望你放心。匆匆函告。祝你健康！周恩来。”杨?萍没想到周恩来会给她亲笔复信，得知妹妹一切都很好就放心了。
向下级道歉
1949年3月25日下午，来到北平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将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接见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快到中午时分，周恩来没找到负责西苑机场警卫的察哈尔省社会部部长扬帆（进城时分管安全保卫工作）了解那里的布置情况，所以午饭后看到了扬帆，因不知道他一直在颐和园的厨房检查给中央首长准备的午饭是否安全，就批评说：“你跑到哪里去了？眼下工作这么忙，找都找不到你!”扬帆不便解释，只好默认。下午，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在西苑机场阅兵完毕，接见结束，按计划到香山住地。扬帆乘一辆吉普车负责在前面开路，后面紧跟着的是毛主席的吉普车等共11辆车。扬帆担心道路上有敌特埋设的地雷，就让司机把车开得快一些，同毛主席的车拉开距离。没想到，毛泽东的司机和后面其他中央首长的司机，都没有领会其意，也都加速在后面紧跟。车队到达香山后，周恩来叫住扬帆，批评说：“你在前面是怎么带的车？道路这么窄，又高低不平，车速又那么快，司机都不熟悉路况，如果翻一辆怎么办？你呀，怎么不用脑子想一想！”扬帆进北平第一天就受到周恩来的两次批评，感到很委屈，一连几天闷闷不乐。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说：“看来，不是扬帆同志犯了工作不负责的错误，而是我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我找个时间，向他道歉，作检讨。”就这样，在一天晚上，周恩来找到扬帆，开口就说：“扬帆同志，对不起，叫你受委屈了！我是来向你作检讨的。”接着又说：“那天我对你的两次批评，是我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错怪了你，给你思想上造成了负担，请你对我批评帮助。”扬帆听周恩来这么一说，惶恐地说：“不！是我做得不好造成的，周副主席您怎能向我作检讨呢？”周恩来说：“在我们党内，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政治上一律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还说：“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像一个人身上沾了尘土，别人发现后，给你指了出来你自己用手把它拍打掉了，这有多好哇！”最后又说：“一个政党是在不断改正错误中前进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在经常改正缺点毛病中进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强党‘健体’的法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它！”说完，紧紧地握住扬帆的手，再一次向他道歉。
为下级抬棺执绋
1954年，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总后勤部部长兼国家食品部部长、中央军委财政部部长杨立三因患脑癌，医治无效不幸于11月28日逝世。12月7日上午，中央军委举行杨立三追悼大会，11时起灵，文官队第一个执绋的是周恩来。他坚持为杨立三抬棺并伤感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不是无情论者，是杨立三把我从鬼门关抬出来的，我现在不送他一程，死人也会说话的……”他所说的“是杨立三把我从鬼门关抬出来的”是指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过草地时，周恩来因病走不了路，时任总兵站部部长、中革军委保管处处长的杨立三硬是安全地把他抬出了这片“死亡之地”。刚走出草地杨立三便累病了。对于这次救命之恩周恩来念念不忘。这是周恩来坚持为杨立三抬棺执绋的重要原因。
关心“替我牺牲的”司机的家属
1955年4月11日，当时根据原定行程，周恩来应率中国代表团从香港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赴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国民党当局在港特务用60万港币雇人在1要该机右翼轮舱处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使飞机起飞约5小时后爆炸，11名乘客全部遇难，其中就有周恩来的司机、老红军钟步云。周恩来本人因为临时秘密改变行程，经昆明取道缅甸前首都仰光赴万隆参加会议，所以幸免。爆炸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一直关心着这些空难烈士的家属。1956年4月11日，他参加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的亚非会议死难烈士遇难周年纪念大会和安葬仪式，见到钟步云的妻子高秀英时握着她的手痛心地说：“钟大嫂，老钟是替我牺牲的。”高秀英悲痛之余说：“您能平安回来，就是全国人民的幸福。”而后，当知道钟步云生前每月都寄几十元钱给农民哥哥作生活贴补时，周恩来就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来按那数目不断地寄去。在钟步云逝世10周年之际，钟步云的哥哥说家里情况好转了，叫高秀英回家看看。高秀英从老家回来后告诉周总理说家里经济状况好了，叫总理不要再寄钱了。周恩来又问她这趟来回花了多少路费，因高秀英回家是从财务处借的钱，他就直接用自己的钱帮她补上了。1975年4月11日，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20周年时，深受疾病折磨的周恩来又想到了高秀英，就派人去看望她，并转告她如果有困难写封信告诉他。高秀英当时已老，身边6个子女都上山下乡插队去了。老人无依无靠，也就写信告诉总理身边没有一个照顾的人，有一次病了躺在床上要喝口水都没人端，自己下床时还摔在了地上，希望插队的小女儿回来留在身边照顾。周恩来见到信后，亲自批了一张条叫人去办。当时一个办事的局长知道了，就责问高秀英说，你知不知道总理病了，你还写信干扰总理的治疗。老太太一下急了，非常激动地说：“老钟生前跟你们在一起工作，死了这么多年，你们问过一句没？只有总理想着，派人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才写了信……”
为翻译辩护
1972年的一天，在中日招待会上为周恩来当翻译的周斌，由于在前天晚上忙个通宵，招待会开始后身心又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所以在日方的木村先生讲话时脑子已麻木的他竟糊里糊涂漏译了一段至关重要的话，即“中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才使日中两国人民梦寐以求的邦交正常化得以开花结果”。直到主桌的另一名翻译、好友小唐焦急地跑到台下向他大声提示后，他才知道翻译中出了问题。为了及时挽回不良影响，他赶紧承认刚才由于疏忽无意中漏译了几句话，并逐字逐句加重语气作了补译。也就在这时，坐在主桌上的他所在部门的一个负责人，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朝周恩来说：“这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呀！”周斌听后吓了一跳，心想不妙，因为在那个强调绝对“忠诚”，有半点不恭就有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年代里，如果别人日后借机发难说他曾故意不把外国朋友赞颂伟大领袖的话翻译出来，是完全可以从政治上致他于死地的。周斌越想越后怕，顿时出了一身冷汗，便决定立即采取“主动”，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沉痛地检查自己不该这样粗心大意，造成这么不好的影响，并保证以后一定认真吸取教训，不再犯类似错误。周恩来听后只是朝他默默地点点头，接着把脸转向批评周斌的那个负责人，十分激动地说：“什么政治错误？我看这不是政治错误，而是肚子抗议！招待会即将结束，我们大家都已吃饱喝足，唯有他这个当翻译的，像走马灯似地忙上忙下，至今没有动过筷子，滴水未进……”由于当时还有外宾在场，周恩来没有也不便再说更多的话。说周斌是“政治错误”的那个负责人很不自然地低下头，一声不吭了。周斌万万没想到周总理会作这种表态，顿时百感交集，泪水夺眶而出，朝周总理深深鞠躬后回到座位上继续翻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