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7-05-11 12:13
20世纪20年代初的蒋碧微
1915年，二十岁时的徐悲鸿
学生时代的蒋碧微。这一记忆中形象，被徐悲鸿后来在旅法期间绘制成代表作之一《吹箫图》。在这幅素描图后，1924年，徐悲鸿又绘制了油画《吹箫图》。
蒋碧微出生于江苏宜兴书香名门,18岁时与徐悲鸿一见钟情。1917年,蒋碧微瞒着家人与徐悲鸿远赴日本、法国。1933年,蒋碧微随徐悲鸿第二次赴欧，以她出色的交际才能和特立独行的个性帮助徐悲鸿成功地举办了中国近代名家绘画展及个人画展，破除了西方人轻视中国文化艺术的偏见。其间，徐悲鸿经过与各国著名艺术家进行切磋和交流，逐渐形成融会古今中外技术法的独特风格，声誉日隆。
蒋碧微在她的回忆中，用平实的语言，详实地叙述了她与徐悲鸿从相识、相知、相恋到分手的心路历程。
初识
我和徐悲鸿先生，都是江苏宜兴人。蒋家是宜兴大族，光绪十六年，父亲和出身名门的戴清波女士结婚，两人心志相投，经常一起唱和诗词、吹箫弄笛，恩爱逾恒。我出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二十九日，正巧我家东书房一棵海棠盛放，祖父为我取名棠珍，字书楣。
我第一次见到徐悲鸿先生，是在宜兴家里。那时徐先生在初级师范教授图画，和我的伯父姐夫都是同事，只听到大家都在说他的名字取得怪，以及许多有关他的轶闻轶事。如他服父丧，白布鞋里却穿双红袜；又说他兼授始齐女学的课程，天一亮由城里步行三十里赶去上课，中途过家门而不入……总之，他被看做与众不同的特殊人物。
有一天他到我家拜访我的伯父，在大厅上坐着谈话。我听说这位闻名已久的大人物来了，借故走过大厅去看了他一眼，但是并没有深刻的印象。
当时有一位同乡朱了洲先生，和我家还有点亲戚关系，他在上海务本女校教体育，常来我家向我父亲请教学问。徐先生到上海以后，第一次来我家拜访父亲，便是朱先生引见的。我父亲念徐先生独身在外，难免多加照顾。没有多久，他简直变成我们家里的一分子，只要学校没有课，他总是待在我们家里。
徐悲鸿先生原名寿康，是离宜兴城十八里的屺亭桥人。他的父亲徐达章公能诗、工书画，一共生了三子三女，一家八口就靠他父亲卖画鬻字为生。徐先生是长子，九岁从父学画，十七岁时父母为他娶亲，由于他不满这门婚事，离家出走，后来被父亲抓回去完婚。十八岁那年生一子，他为儿子取名劫生，意思是“遭劫而生”，后家里人将其改为吉生。
徐先生不愿住在家中，跑到上海念书。十九岁那年，父亲过世，他身为长子，当然要负担家庭生活，迫于无奈，只好回到宜兴，一口气接了三家学校的聘约。教了整整两年的书，他不愿被家累拖住，又悄悄跑到上海，由于生活费一无着落，往往一天仅吃两个粢饭团充饥。
正在走投无路之时，忽然看见哈同花园在报纸上登广告，公开征求画仓颉像，徐先生画了一张去应征，获得录取。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对徐先生深为赏识，请他担任园中美术指导一类的工作。后来，姬觉弥又提供费用，让徐先生进了震旦大学法文专修科，生活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徐先生的故事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钦佩和同情兼而有之的复杂感情。那时候我只有十八岁，刚从古老守旧的宜兴来到五光十色的上海，但我的生活天地仍局限于一楼一底的家里，我所接触的人只有家人邻居，徐先生这时闯进我们的家庭，给我带来了新奇的感觉。我觉得他很有吸引力，不仅在他本身，同时也由于他那些动人的故事，以及他矢志上进的毅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因为在我那种守旧的家庭里是绝对不可能的。
后来徐先生的太太在家乡因病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由祖母带，七岁时因为出天花而夭折。
有一天，我听到父亲在母亲面前谈他，我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其实我正聚精会神地听。父亲夸奖徐先生，认为他的人品才貌都难得，断定他是一个可造的人才。母亲默默地听着，不时颔首。最后，父亲慨叹地说：“要是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父亲的话意说得太明显了：虽然徐先生少年丧妻，但他总要再婚的。为什么要“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呢?因为当时我姐姐已嫁到程家，我也和查家订了亲。如果再有一个女儿，很显然，父亲希望能有这样一位才貌出众、画艺高超的女婿。
牵手
有一天，朱了洲先生到我家来，父亲和母亲都不在，他突如其来地问我：“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想带你到外国，你去不去?”
我听他这么一问，脑子立刻就映出徐先生的影子，这“一个人”和“外国”，同时构成强烈的吸引，使我心底的暗潮汹涌澎湃，不可遏止，耳畔仿佛响起嘹亮的喊叫声：“去呀，去!你为什么不去?”
我茫然地站着，衡量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去不去都将决定我未来的命运，当时我只有一种紊乱与无助的感觉。也许是朱先生猜中了我的心意，他低声告诉我说，这个人就是徐先生，他最近要到法国留学，很想带你一起去。
我听说过徐先生要到法国的事，可是我连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竟要带我一同去，由于一向对徐先生的好感和爱慕，以及想逃避查家的即将迎娶，使我禁不住朱先生一再地催促，竟脱口而出：“我去！”
朱先生很满意，但他一再叮嘱我，这件事千万不可泄漏，否则会有很大的祸事，关于出国的一切准备和手续，徐先生自会替我办理。我的神志逐渐清醒，想起自己是一个已经订婚的人，在当时是绝对不能解除婚约的，所以只好秘密出走。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他只神秘地笑笑。
徐先生开始积极地准备一切，他通知所有的朋友，扬言某月某日将启程去法国，其实他仍旧留在上海，为我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购置必需的日用品。那段时期他匿居在辛家花园康有为先生的家里，当时康有为已经收他为弟子。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从上海到法国的航线不通，徐先生决定带我先到日本，再看风色。他把一切出国事项都办好了，定于5月14日清晨乘日本船博爱丸驶往长崎。
13日我接到徐先生的秘密通知，要我在当晚天黑以后，到爱多亚路长发栈去找他。到了那一天，朱了洲先生故意来邀请父亲、母亲和二姑出去吃晚饭，饭后再去听戏。大概是傍晚六点多钟，我看暮霭已沉，便竭力使自己镇静，把早先预备好的一封信，放在母亲摆针账的抽屉里。我那封信故意写得含含混混，大意是说我深感人生乏味，颇有想去自杀的意味。就这样，我离别了鞠我育我十八年的父母，开始走向艰苦人生的旅途。
到了长发栈，徐先生已经等候得很着急了，一见到我如约而至，不禁大喜过望。那一夜，我戴上了那只刻着碧微两字的水晶戒指，从此我的名字也改成了碧微。
远赴日本、法国
博爱丸徐徐地驶出了黄浦江口，才出海，便碰上了恶劣的天气，由于晕船，我身体很虚弱，脑子里也是昏昏沉沉的。每每望着这个极其熟悉却又像是非常陌生的男人，内心既有喜悦，也有如梦似幻的感觉。我经常问自己，这一切，是真实的吗？
日本的印刷术优美精良，出版的艺术书籍相当丰富，还有许多仿印的原画，都是徐先生视为至宝的，他经常到各书店去浏览观赏，碰到合意的便毫不考虑地买下来。在东京住了半年，带来的两千块钱很快就要用完了，再拖下去就得挨饿，于是我们只好在当年11月间，又从东京黯然地回到了上海。
徐先生再去拜见康有为，康先生建议，现在我们既不能启程赴法，最好先去一趟北平，看看能否弄到一个官费出国名额，两个人的生活可以过得宽裕些。于是，12月间我们又踏上了北行的航程。到北平后，徐先生拿了康有为先生的介绍信，辗转找到了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傅先生看了信，立刻答允，只要停战开航，他马上派遣徐先生以官费生的资格去法国留学。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傅增湘先生的帮助下，徐先生以官费生资格到巴黎，进了法国国立最高艺术学校。
徐先生刻苦好学，努力奋斗向上的精神，是我一直都很佩服的。徐先生在赴法国以前，绘画艺术已有相当造诣，入学后更废寝忘食地潜心攻习。每天上午他在学校素描班画石膏，下午学校没有课，他便去叙里昂研究所画模特儿。除了勤学不辍，他一有空就到各大博物馆流连徘徊，欣赏古今画苑的珍品。他最喜欢在回家途中绕道塞纳河边，那里是旧书、古版、印画的集散地，他经常浏览搜求，一耽搁便是好几个钟头。
那时法国艺术学校聘请的教授都是当代大师和著名画家，徐先生对名师佛拉孟极为崇拜，便选择到他的画室学习。外国的高级学校，大都是进去容易，而毕业很难。艺校的正式学生，一定要经过理论科目，如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考试及格才算结业，而徐先生是中国学生中唯一通过理论考试的人。
当时有一位大画家达昂先生，徐先生对他极为崇敬，很想拜在他的门下，只是苦无机缘。最后他不顾一切地登门拜访，拿出自己的画作请他指教，果然获得达昂先生的青睐，收他为入门弟子。以后每星期天便到他的画室去面聆教益，渐渐地我也成了达昂先生的座上客。
由于达昂先生的关系，我们又结识了法国当代最伟大的雕塑家邓甫脱(Dampt)先生，邓甫脱夫妇都很慈蔼好客，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还有一位曾做过国家艺术学校校长的贝奈尔先生，也是徐先生所崇拜的。我们第二次到巴黎时，他已八十四岁高龄，我们去拜访他，他还在我的纪念册上为我画了一幅素描像。
有“家”
靠徐先生的留学官费，我们在欧洲撑过了六年光阴。1925年，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留学生官费停发，我们在巴黎进退维谷，一筹莫展。徐先生和我商量，由他返国一趟，设法筹措款项，如果成功，再回法国继续学业，我只好暂时留在巴黎等他的消息。直到1927年10月，我才终于回到了一别八年半的祖国。
1927年12月26日，我们的长子伯阳出生。徐先生对伯阳钟爱万分，我更是自己喂奶自己带，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回想过去十年的坎坷艰辛，我常常想，像我这样结合十年方始有“家”的女人，世间恐怕不多，此后，上天总不会再把我的幸福快乐剥夺了吧？??如今徐先生是一位声名鹊起的画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正站在他未来康庄大道的起点，用他这支如椽画笔，辟出他的远大前程，我将为他而骄傲。
回国以后，我们的经济一直很拮据，不但没有收入，回国的旅费还是借来的。这时吴稚晖先生和李石曾先生都在上海，徐先生拜见二位长者，李先生就以世界社的名义，聘请徐先生为几位元老绘像。前后花费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徐先生为吴老先生、张溥泉先生和张静江先生夫妇画了四幅画像，每幅得到两百元的报酬，其中以吴老先生的像画得最好，他非常满意，自己花钱五彩制版，复印了许多张，分赠友好留念。
1926年2月，设在南京的中央大学邀聘徐先生担任艺术系教授，徐先生表示愿予考虑，不过因为我们家居上海，他说每月只能余出一半时间在南京任教，中央大学也答应了。从此徐先生才有固定收入，中大的薪金是每月法币三百元。
我们在上海定居后，田汉便常来找徐先生商谈筹组南国社的事。徐先生在中大任教，半个月在南京，半个月住上海。自从他被田汉拉到了南国社，徐先生把他的画具全部搬过去，从此徐先生就变成了半个月在中大，半个月在南国社。除了回家睡觉，我整天看不见他的影子。
1928年7月，老朋友黄孟圭先生任职福建省教育厅长，来信邀我们到福州小游，顺便请徐先生画几张大幅的油画。徐先生很高兴地答应了，带着我和伯阳，以及一个女佣乘船南下。到了福州，孟圭先生就在教育厅里为我们准备了两间卧室，还指定了照应侍候的人。于是徐先生开始安心作画，其中最重要的是《蔡公时济南被难图》。1928年北伐，日本军阀在济南横生阻挠，蔡公时以外交特派员的身份办理交涉，竟被日军惨杀，酿成历史上有名的“五三惨案”。蔡公时是福州人，因此孟圭先生请徐先生将那壮烈的一幕绘成油画。
徐先生在福州作画两月，教育厅送了三千元的润资，我们这才把积欠的债务偿清。9月间回上海，徐先生接到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聘书，请他担任院长，于是一个人又匆匆地赶去北平。才做了三个月，学校发生风潮，他便辞职南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