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6-05-05 09:52
▲史铁生的故事
·21岁时候双腿瘫痪。1981年，患严重的肾病。1998年开始做透析。他说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他的著名散文《我与地坛》鼓励了无数的人，深圳中学生杨林在文章的鼓励下，走出了车祸带来的阴影，以《生命的硬度》夺得了一个全国作文大奖。
▲史铁生对命运独特的看法
人家让他拜佛，他不拜。因为，佛不能使他瘫痪的双腿站立起来，因为，如果佛要人“拜”才肯保佑人，那他就不称其为佛。他认为佛之本义乃“觉悟”，是一个动词，是行为而非绝顶的一处宝座。
人家让铁生算命，他不算。因为，如果命好则无须算，“好”自会来;如命不好，更不必算，乐得活一天高兴一天，省却明知前程险恶，还不得不步步逼近那灾难，成天战战兢兢，何苦!高人说能“为你避灾”，铁生也不信，因为那就是命运无定了，其所“算”，乃是妄说，还算它干什么?
但史铁生似乎又“信命”。他说：“万事万物，你若预测它的未来，你就会说它有无数种可能，可你若回过头去看它的以往，你就会知道其实只有一条命定的路。”难道一个人所走的路不都是“这一条”路?但这并非不要把握“命运”。铁生的奋斗精神和创作实践证明了他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人。他只是不强求什么，不做欲望的奴隶，因为欲望是无边的，人哪有完全“心满意足”的一天!
我以为新时期的青年作家中，史铁生是最了悟人生，最豁达，也最真诚的一个典型。他是个残疾人，他曾几次为此而悲观欲自杀，但当他终于觉悟到无差别便不成 为世界时，他便坦然“接受”了残疾之躯，“接受”了自己与别人的差别，并努力做一个精神上的健康人。
我尤其欣赏铁生释然面对苦难的大度彻悟。他说：“苦难消灭自然也就无可忧悲，但苦难消灭一切也就都灭。”所以，人是万不可追寻什么绝对的公平，永远的利益以及完全无忧无虑的所谓“幸福”的。没有无憾的人生——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走进不同寻常的史铁生
史铁生，就是这样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人物。他一度被列入所谓“抵抗投降”者的行列，但这不啻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史铁生的姿态与其说是抗议的?批判的，不如说是沉思的，建设的...
我喜欢他作品的一个最大的理由是，他的想法和文字明净，不曾神神鬼鬼牵丝攀藤。他是能超越智和愚的。他不作状，而是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
铁生对生命的解读，对宗教精神的阐释，对文学和自然的感悟，构成了真正的哲学。他幻想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的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的感觉...
▲生命里的残疾与爱情
我是史铁生——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话有点怪，好像我除了是我还可以是别的什么。这感觉一直不能消灭，独处时尤为挥之不去，终于想懂：史铁生是别人眼中的我，我并非全是史铁生。
多数情况下，我被史铁生减化和美化着。减化在所难免。美化或出于他人的善意，或出于我的伪装，还可能出于某种文体的积习——中国人喜爱赞歌。因而史铁生以外，还有着更为丰富、更为浑沌的我。这样的我，连我也常看他是个谜团。我肯定他在，但要把他全部捉拿归案却非易事。总之，他远非坐在轮椅上、边缘清晰齐整的那一个中年男人。白昼有一种魔力，常使人为了一个姓名的牵挂而拘谨、犹豫，甚至于慌不择路。一俟白昼的魔法遁去，夜的自由到来，姓名脱落为一张扁平的画皮，剩下的东西才渐渐与我重合，虽似朦胧缥缈了，却真实起来。这无论对于独处，还是对于写作，都是必要的心理环境。
我其实未必合适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近似的)路上来了。
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此一铁生，利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
我的写作因此与文学关系疏浅，或者竟是无关也可能。我只是走得不明不白，不由得唠叨;走得孤单寂寞，四下里张望;走得怵目惊心，便向着不知所终的方向祈祷。我仅仅算一个写作者吧，与任何“学”都不沾边儿。学，是挺讲究的东西，尤其需要公认。数学、哲学、美学，还有文学，都不是打打闹闹的事。写作不然，没那么多规矩，痴人说梦也可，捕风捉影也行，满腹狐疑终无所归都能算数。当然，文责自负。
写作救了史铁生和我，要不这辈子干什么去呢?当然也可以干点别的，比如画彩蛋，我画过，实在是不喜欢。我喜欢体育，喜欢足球、篮球、田径、爬山，喜欢到荒野里去看看野兽，但这对于史铁生都已不可能。写作为生是一件被逼无奈的事。开始时我这样劝他：你死也就死了，你写也就写了，你就走一步说一步吧。这样，居然挣到了一些钱，还有了一点名声。这个愚顽的铁生，从未纯洁到不喜欢这两样东西，况且钱可以供养“沉重的肉身”，名则用以支持住孱弱的虚荣。待他孱弱的心渐渐强壮了些的时候，我确实看见了名的荒唐一面，不过也别过河拆桥，我记得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它伸出过善良的手。
我的写作说到底是为谋生。但分出几个层面，先为衣食住行，然后不够了，看见价值和虚荣，然后又不够了，却看见荒唐。荒唐就够了么?所以被送上这不见终点的路。
残疾与爱情，这两种消息，在史铁生的命运里特别地得到强调。对于此一生性愚顽的人，我说过，这样强调是恰当的。我只是没想到，史铁生在四十岁以后也慢慢看懂了这件事。
这两种消息几乎同时到来，都在他二十一岁那年。
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好没影儿的先迎来了残疾——无论怎么说，这一招是够损的。我不信有谁能不惊慌，不哭泣。况且那并不是一次光荣行为的后果，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件，普通得就好像一觉醒来，看看天，天还是蓝的，看看地，地也并未塌陷，可是一举步，形势不大对头——您与地球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儿变化。是的，您不能有以脚掌而是要以屁股，要不就以全身，与它摩擦。
不错，第一是坐着，第二是躺着，第三是死。好了，就这么定了，不再需要什么理由。我庆幸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没有理由!你没犯什么错误，谁也没犯什么错误，你用不着悔改，也用不上怨恨。让风给你说一声“对不起”吗?而且将来你还会知道：上帝也没有错误，从来没有。
我记得，当爱情到来之时，此一铁生双腿已残，他是多么地渴望爱情呵，可我却亲手把“不能进入”写进了他心里。事实上史铁生和我又开始了互相埋怨，睡不安寝食不甘味，他说能，我说不能，我说能，他又说不能。糟心的是，说不能的一方常似凛然大义，说能的一对难兄难弟却像心怀鬼胎。不过，大凡这样的争执，终归是鬼胎战胜大义，稍以时日，结果应该是很明白的。风能不战胜云吗?
山能堵死河吗?现在结果不是出来了?——史铁生娶妻无子活得也算惬意。但那时候不行，那时候真他娘见鬼了，总觉着自己的一片真情是对他人的坑害，坑害一个倒也罢了，但那光景就像女士们的长袜跳丝，经经纬纬互相牵连，一坑就是一大片，这是关键：“不能”写满了四周!这便是残疾最根本的困苦。
这不见得是应该忍耐的、狭隘又渺小的困苦。失去爱情权利的人，其他的权利难免遭受全面的损害，正如爱情被贬抑的年代，人的权利普遍受到了威胁。
说残疾人首要的问题是就业，这话大可推敲。就业，若仅仅是为活命，就看不出为什么一定比救济好;所以比救济好，在于它表明着残疾人一样有工作的权利。既是权利，就没有哪样是次要的。一种权利若被忽视，其它权利为什么肯定有保障?倘其权利止于工作，那又未必是人的特征，牛和马呢?设若认为残疾人可以(或应该，或不得不)在爱情之外活着，为什么不可能退一步再退一步认为他们也可以在教室之外、体育场之外、电影院之外、各种公共领域之外……而终于在全面的人的权利和尊严之外活着呢?
是的是的，有时候是不得不这样，身体健全者有时候也一样是不得不呀，一生未得美满爱情者并不只是残疾人呵!好了，这是又一个关键：一个未得奖牌的人，和一个无权参赛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可是且慢。说了半天，到底谁说了残疾人没有爱情的权利呢?无论哪个铁生，也不能用一个虚假的前提支持他的论点吧!当然。不过，歧视，肯定公开地宣布吗?在公开宣布不容歧视的领域，肯定已经没有歧视了吗?还是相反，不容歧视的声音正是由于歧视的确在?
好吧，就算这样，可爱情的权利真值得这样突出地强调吗?
是的。那是因为，同样，这人间，也突出地强调着残疾。
残疾，并非残疾人所独有。残疾即残缺、限制、阻障。名为人者，已经是一种限制。肉身生来就是心灵的阻障，否则理想何由产生?残疾，并不仅仅限于肢体或器官，更由于心灵的压迫和损伤，譬如歧视。歧视也并不限于对残疾人，歧视到处都有。歧视的原因，在于人偏离了上帝之爱的价值，而一味地以人的社会功能去衡量，于是善恶树上的果实使人与人的差别醒目起来。荣耀与羞辱之下，心灵始而防范，继而疏离，终至孤单。心灵于是呻吟，同时也在呼唤。呼唤什么?比如，残疾人奥运会在呼唤什么?马丁·路得·金的梦想在呼唤什么?都是要为残疾的肉身续上一个健全的心途，为隔离的灵魂开放一条爱的通路。残疾与爱情的消息总就是这样萦萦绕绕，不离不弃，无处不在。真正的进步，终归难以用生产率衡量，而非要以爱对残疾的救赎来评价不可。
但对残疾人爱情权利的歧视，却常常被默认，甚至被视为正当。这一心灵压迫的极例，或许是一种象征，一种警告，以被排除在爱情之外的苦痛和投奔爱情的不熄梦想，时时处处解释着上帝的寓言。也许，上帝正是要以残疾的人来强调人的残疾，强调人的迷途和危境，强调爱的必须与神圣。
▲去找史铁生
我在新年的头上专程去一次北京，为的是和史铁生做个谈话，用在《收获》的专栏上。本来早该去了，因为年底忙乱，因为他和我的身体都要挑一个恰当的时候，还因为我说的等2001年再去飞机栽下来也是21世纪的作家啦。反正我是去了，谈了，回来了。
我和史铁生谈的话题是"生存还是不生存"，也就是"爱与死是永恒主题"中的那个"死"。我相信我俩对死的心得要比别人多一些。去的那天正好是他生日，本来要打开的话头因客人的来访未能展开。那样也好，死总是排在生的后面的，明天再谈。当日晚上我们去一个叫孔乙己的饭店吃饭。来接他的是《人有病，天知否》的作者陈徒手等哥们，到了那里还有我热爱的姜文和他的朋友。反正就是一桌子的人吧，在中国式的环境中，祝贺一声他的50大寿就开始吃了。他那天抽烟，喝一点点酒，说一点点话。他说一上午不敢动弹，把精力攒下来了。他说座山雕也是50岁。他说要健康不说长寿了吧。
这些年，我到北京必去望望史铁生。在他那里坐两三个小时，吃顿饭。他们夫妇邀我住他们家，我总推辞了。我来去匆匆，住下本可以多说话，可是他的身体禁不住客人的打扰。他的截瘫，他的肾脏萎缩，用他的话说，发动机和轮子都坏了，维持身体的运行很累。每周两到三次的肾脏透析，不由分说地打断他的生活和思维。
除了他的体力精力，除了同情他不能多抽烟，我和他的谈话与常人无异。谈得很快乐。残疾其实并不缺少什么，只是不能实现罢了。他常常想得比人们深入透彻，他有自己的理由和节律。他是小说家，我喜欢读他作品的一个最大的理由是，他的想法和文字明净，不曾神神鬼鬼牵丝攀藤。他的手总是温暖的，宽厚的。他是能超越智和愚的。他不作状，而是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他把自己看轻了，才能去爱自己，爱世界。
史铁生通常并不抱怨，他知道感恩，知道在生的命题下诸多奥义。别人用腿走路，丈量大地。他从腿开始思想，体察心灵。他常常纠缠在那些排遣不开的命题，时间长了，成为习惯和乐趣。他的想法都是经过推理论证的，有明晰的线索可寻。可是，听他说话的人，因为自己的好腿好肾，常常哼哼哈哈的，懒得跟从他的思维。他更多被阅读的是《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命若琴弦》。那样的故事只有他能写。读时候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读史铁生的文章，和他谈话，都不会越读越狭隘。他肾亏却没有阴湿之气。他很艰难地从生存的窄缝里走出来，带着豁然开朗的喜悦。我常是站到自己之外，有一种嘲弄自己之流的快乐。他不是，他完整地保存自己，依然快乐。经过那道窄缝之后，快乐肯定不再张扬，应该称为喜悦了。他是用喜悦平衡困苦的人，不容易破灭。许多游戏和他无缘，他不再迷失，可以观赏自己，观赏上帝的手艺。
我最后想说的是陈希米，他的妻子。她是"我们上海人"，在北方久矣。我永不能忘记的是她的笑，那是天使的笑容。天使的笑，是那种忘忧的笑，忘我的笑，来去自由的笑，让看见的人也喜悦的笑。没人比她笑得更美好。我看资料，孩子一天笑上150次，成人可以一天不笑一次。她常常笑着，灿烂又本分地笑着。有了她的笑，那个凝重的50岁的史铁生再没有装扮殉道者的理由和必要了。生活就是这样，一会儿笑盈盈一会儿沉甸甸。
我这次去北京，是由妻子陪同护送。也许下次到北京去见史铁生，我也要坐个轮椅了。我们将讨论轮椅的牌子，谈论足球的伟大，言说一些好笑的事情。我可以负责地说，本人即便已经坐上轮椅，依然可以春心荡漾，可以不依不饶，可以尖酸刻薄。当然，更可以在一个个深夜，摆放好自己，默读史铁生的文字，感受生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