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6-03-12 09:32
出去旅游前夕，朋友花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搜罗相关材料，他密密麻麻的行程安排，着实令人印象深刻。固然，我自己旅行前也会做相似的准备，然而细想来这多少有点悖论的味道：我们做了如此周密的安排，却声称是为了“休闲”。
这堪称是现代社会中产阶级生活的一个缩影：生活由无数计划组成，不论是旅游、减肥还是子女教育，实际上都被隐隐看成是一个个需要细致管理的“项目”。而之所以这一状况在中产阶级当中尤为常见，是因为每个社会总是这一阶层特别重视计划——比它高的上层人物通常不需要自己做计划，因为自有人替他做；而底层社会阶层的一个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其生活的无规律性和无计划性，收入和前景都不稳定，以至于“今朝有酒今朝醉”似乎是唯一合理的人生哲学，犹如《格调》一书中所言，他们“每一天、每一周都几乎毫无计划。没有日记，看不到记事簿，书信往来极少”，对他们而言，做计划有时是自寻烦恼。尽管中产阶级常常带着骄傲地认为：正是因为这些人的无计划，才导致了人生失败。
确实，许多现代人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一个长期合理的人生规划，他们也因此尤其注重对孩子人生的规划。这就导致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他们抱怨现在孩子的学业很重，童年不再那么自由自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深深忧虑“自在不成人”，唯恐自家孩子如果太散养，会无法与别家的孩子相竞争。许多家长在孩子还未出世前就已详尽地做好了按部就班的准备，在什么阶段应采取什么措施，他们调奶粉时像是在做实验，教育孩子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计划。甚至那些强调给孩子自由、自认采取新式教育的家长，实际上也在按计划进行，只不过他们的计划是刻意给孩子一定的空间罢了。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作者对两个不同家庭的孩子长期观察后得出结论：他们的家庭环境的确会塑造不同的人生。
人人都在埋怨，这个社会生活节奏太紧张，自己很累，可事实上，这种由劳作带来的节奏感和计划性，早已内化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一个现代人如果离开了那样的节奏，往往首先感到的是不知所措和颓废丧气感。譬如，我一个老同事出于厌倦在工作多年后断然辞职，每天只是在家睡觉、看片、听音乐，十七天下来，他觉得自己像是变成了一个没有知觉的“植物人”。
不管多紧张，我们其实已深深需要这种计划，一旦没有，我们感到的不是自由，而是惶恐。说实话，一个惯于计划自己生活的中产阶级，内心最大的恐惧，就是失控。
计划不论多麻烦，它能带来一种特殊的安全感，即让人觉得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我一个女同事为自己婚礼事先准备了一份周密的计划，分成总共117个小项，恐怕婚庆公司都无法做到这么详细。在看完后，你固然会感动于新娘的缜密，但也不免觉得，这样理性地规划下来，“浪漫”大概早已荡然无存。然而对新人来说，“浪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出现失控和混乱，因为那将是一场灾难。
我们渐渐变得对任何计划中的意外都感到不安，然而任何计划都会遭遇意外。在旅途中遇到意外有时也带来惊喜，但很多时候，人们却只想要一份自己早已设定好的旅游体验——有惊喜固然好，但那不能多到颠覆原有计划的程度。人生规划就更不必说了，有时对计划的偏离，会让我们感到深深的沮丧。这似乎是计划所带来的一个必然效应：正因为人们如今强烈地希望看到一切按计划进行，因而我们对“意外”的接受和容忍度都下降了，以至于有时稍稍出现一点偏差都会激起我们的恐惧和怒气。我不止一次在朋友的婚礼上看到，仅仅几个不大有人注意的小细节出现意外，新娘就沮丧地认为，自己一生仅有一次的婚礼“简直一团糟”。
所有这一切的根源，无疑现代时间观念之故。一如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里所指出的，世上原本有数种并立的时间观，而现代文化带来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组织、体验、设想并整合时间的观念，把它看作是一种可以无限分割并加以利用的资源，这就催生了“时间就是金钱”这样的说法。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才会让人觉得浪费时间是一种罪恶——或者，它能在一些人的内心激起罪恶感，仿佛自己浪费了一天没事做是一种对自己的犯罪，因为在“浪费生命”。
这使我们的人生变成了许多有时间限制的项目紧密相联的整体。人们的矛盾是：他既因为这样的紧密而感到疲惫和呼吸困难，想要自由，同时，却又很难设想一个没有计划的生活。因为他的整个生活及其成功，建立在周密计划之上，相比起对自由的向往，他更担心失控和失败 （在他们的词典里，“失控”和“失败”基本是同义词）。《追寻美好生活》一书曾指出：对生活的有计划性，是现代城市中产阶级自认区分于其他阶层的特点之一，他们觉得自己更具远见。只是这样就不免增加了一旦失控时的焦虑感。这正解释了为何现在有些人休假只是为了什么事也不做，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暂时地摆脱日常生活的拘束。
越是高级白领和中上层中产阶层，越是会感到“时间不够用”，感到自己忙忙碌碌，分身乏术——这是一个“过度计划的人生”（over-scheduledlife）。他们被迫最优化地利用手头所有的24小时，恨不得自己能有25个小时——但即便真的那样，他也还是会不够花。他的生活中有太多“项目”此起彼伏，除了工作安排、会见朋友、自己的娱乐，还有陪老婆逛街、陪孩子吃饭，更不必说做家务等等，所有这一切全都变成了日程表上的 “待办事项”，以至于陪孩子周末出去放风筝，也是一个需要一家人提前预约的事。
最终，这导致了一种“个人生活计划性的压缩”，即只考虑工作（因为你不得不工作），而将工作之外的其他事，包括教育子女、做家务、赡养老人等等，全都用钱“外包”出去。这些年来母婴教育产业、家政服务等相关行业的勃兴，可以印证这方面需求的旺盛。中产阶级永远是这些产业最主要的消费群体，同时也是最挑剔的主顾，因为他们自己就擅长做计划。
在中国的城市中，这一现象是近些年来才随着白领和城市中产的兴起而日益明显的。人们有时不免回忆起早些时候那种不大紧张的节奏，乃至更田园诗般的生活，然而那是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失乐园”。只不过时时刻刻地，我们的内心总还是感到难以平衡的痛苦：虽然很多事都可以“外包”出去，但事实非仅止于此，再好的家政人员，都不能替代家人亲手做的饭菜或替代父亲来陪孩子玩耍成长。在这方面永恒的挣扎与反复平衡，塑造了现代中产阶级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