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5-12-11 10:32
当你快要忍不住的时候
文/魏奇志
我原来工作单位的共事Amy在3月31日失去了工作，那个公司的总部将旧金山的所有经营都砍掉了。对Amy来说，这是个无奈接受的事实。人过中年，突然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持续追求工作的方向，无形的胆怯立即盘踞了她的心。她对我说：魏奇志，我怎么突然认为自己成了一个没有用的人了呢？
我自己是经历过全公司都被辞退的。2002年1月，我本来所在的旧金山中文电视台KPST 66台因为卖给了西班牙语电视台，所有的员工，包含我的老板、公司总裁都被解雇了。我晓得一个自己工作且热爱的公司被迫全体封闭，是一个十分令人伤心和压制的经历。
在美国，每个人毕生均匀要经历四次转换工作的进程。由于高度的流动性和强烈的贸易竞争造成职员频繁的职业变化，在美国是广泛存在的景象。人往往突然从素日忙碌的工作中安闲下来，一下找不到继承的目的，对将来不可知的害怕就像我们惧怕黑暗一样，实在而且详细，尤其当失去工作的人正好又是家庭重要的收入起源或全家健康保险的供给者。在美国，因为医疗用度昂贵，没有健康保险就把人逼到简直不能生病或生不起病的水平。所以失去一份工作就似乎失重，自我价值的天平会陡然失衡。
我硕士毕业后，正遇上美国 “9·11”，我的求职信就像往河里扔小石子，有去无回。当时我有些张皇懊丧，因为刚来美国没有多少个月时，我曾骑着自行车到一家美国主流电视台找工作。当时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预约，也没有看到任何应聘启事，只是感到我有电视工作的教训，在中国北京电视台当过主要节目标编导，我的英语说得不错，当然应当找份电视台的工作。
电视台的前台小姐听完我的自我先容后，热忱地将我引荐给他们的主编。主编是个50岁高低的白人，风趣但很有森严。主编将我的作品带子往机器里一放，结果一片乱乱的雪花图像，我和主编都停住了，在那个时候我才想起了美国的电视和中国的电视制式不同。美国是N制，中国事PAL制。同样是电视，换了一个国家，就像两个国度的体系完全不统一样，电视也不再是我所熟习的电视，我从前的作品成了一片乱码，完整没了用途。我和主编交谈了一会儿，他很恳切地对我说：“假如你还想在美国做电视，最好的措施是去上学。”
这多年前贸然的求职阅历刺激了我，两年后固然我在旧金山的中文电视台辞职，但我一边工作挣钱一边读电视与电子媒体艺术的硕士学位。我跟先生Eric说，我的幻想就是自己挣出我的膏火，本人供自己上研讨生，成果我做到了。35岁的时候我在读书期间生了儿子雨晨，快到36岁时，我拿到了硕士学位。但当我将硕士文凭拿得手，工作并没有像那个主编说的那样来得轻易，于是我开端猜忌自己，疑惑这很多年我是否走错了路。
当我们人到中年，当生涯突然涌现了跳跃，家庭、工作、健康呈现了某种变化，我们是否能够将全部的身心维护好、调剂好，可能机灵地应答忽然的变更？我当时确实没有筹备好，慌了，开始愁闷达观。那种时刻，和战胜许多其余生活困难一样，我开始浏览有关自我价值的书籍，从新讯问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想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于是开始在纸上答复这样一些最基础的问题：你是谁？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特长是什么？你的喜好是什么？你最合适的职业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我是一个老实热情的性格中人且居心专一，我的使命是将我所学到的人生情理传递给须要赞助且乐意接收我的辅助的人，我的专长是写作、组织运动、与人交换、中英文互译与中美文明的沟通，我的爱好是写作、阅读、与人沟通、室内设计装饰，适合我的职业是写作、翻译、策划。基于对自己的重新定位，我成破了自己的翻译公司——美国母语传布有限公司。在那个阶段，我翻译了片子《漂亮的大脚》的英文字幕，也翻译了张艺谋电影《好汉》的宣扬画册和其他海内公司的市场推广谋划材料。可以说在翻译中我重新定义了自我，使一个自以为只会写中国字、只酷爱电视事业、只能在中文媒体求生存的自己又多了一个发展的空间。
在我做翻译工作两年之后，一个职业介绍所找到了我，说有一个美国公司要找中文翻译。虽然那个公司后来需要我做的并不是翻译，而是中文广告的客户服务，但翻译工作使我走上了我事业发展的另一个阶段，让我进入到美国的主流媒体：我工作过的 Google 。
当咱们看不到远景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保持，不能废弃，不能泄气，只有坚持，再坚持。在雨晨诞生前30分钟，大夫问我是否要打止痛针，我说要，但我身边的老护士说了一句话让我长生铭刻：当你快要忍不住的时候，所有都快停止了。
我的友人Amy曾那样害怕四月的降临，由于四月对她象征着不了工作，失去了自我。但两天前Amy高兴地给我打来电话，在四月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她已经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而且当上了主管。
结果就是这样快捷，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并不是一无所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