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0-07-18 18:49
兵学家蒋百里说，想打胜仗你得“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套用他的句式，做读书人最好“生活条件与读书条件一致”，例如在大学里教书、做研究，有人发薪水供你读书，你读了一辈子书还可以领退休金。
一般人不是这样，时间精力都消耗在与书无缘的事务上。台北有位出名的小学校长，为了把学校办好，每天“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既然声名大噪，少不得被外面拉去开会、演讲、访问、赴宴，几乎没有时间和家人相处。有一天他忽然感慨之至，对我说：“我觉得我已经不识字了。”
所以我曾说我们用“残生”读书写作。古人也说“三余”读书，“夜者日之余，雨者晴之余，冬者岁之余”，“余”字比“残”字好看些。我们虽不种田，“三余”还是生活里常有的现象，尤其纽约的冬季漫长，风雪不少，户外的活动搁置，多些时间出来。我们还有第四余，“老者生之余”，退休后读生平未读之书，不无小补。
今天我们的问题不仅是可以读书的时间少，要读的书也实在太多。古人为了接近书，有雇给书香人家做书僮的，有嫁给藏书之家做媳妇的。那是另一番难以想象的光景。于今台湾这么一个“小地方”，有出版社三千家，依营运常轨，每个出版社每年总得出十本书，共计三万本。每年三万本书忽然来到你的手边眼前，好不令人手足无措，更何况，中国大陆又是多少出版社，每年又出版多少本书(若再把外书文书“联想”在一起，真是天旋地转了)?
我有一个朋友，喜欢看书，也喜欢买书。后来情况有变，他进了书店，东摸摸，西看看，空着手走出来，书太多，干脆不买了。他进了图书馆，东翻翻，西查查，叹口气走出来，书太多，他干脆不看了。浮生有涯，五色令人目盲，出版爆炸的压力实在大。听说，在台湾真有人(读书的人，写作的人)逃到停水断电面海负山之处，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不订报纸，也不知他是潇洒还是悲愤。有位学者说，佛教所以有禅宗，就是因为经典太多，读不完，读完了也读不通，索性来个“不立文字，起码证心源”。这个解释倒也很“人性”。
出版界对著作成品本有检核过滤的功能，它替读者把守大门，要过一关，你得够格。然后，批评家替读者把守二门，“选家”也是广义的批评家。现在出版家河海不择细流，批评家光棍不挡财路，读者买书只有靠运气。你进书店能否买到好书，有如搭计程车能否遇到好司机，进庙能否抽到好签。我常想，假如买书像买酒一样有多好!我不会喝酒，但我知道怎样一定买到好酒；我会看书，但我不知道怎样一定可以买到好书。
有人说，“读书”和“看书”不同，读书有方法，有目的，有成果，讲的是读书人的水准，不是书的水准。我们说读哲学系，读康德，不说看哲学系，看康德。告诉某作家“我读过你的书”或“我看过你的书”，一字之差，寓褒贬、别善恶。
中国有句老话“读书便佳”，指的是受正统教育，它的意思并非“不论看什么书都好”，而是“不论能否中举都好”，文凭无用之类的话，本来有理，后来我不信了，我留在中国大陆上的同学，高年级生读到大学毕业，低年级生读到高中毕业，以后遭际各有不同。在那样一个社会里，依然是大学毕业的人比中学毕业的人有较好的出路，即使是毛泽东，他也觉得大学毕业生比中学毕业生用处大一些。我在翻看同学录的时候，深深感到“读书便佳”这句话通过了有史以来最严酷的试炼。
你可以说“读书便佳”，不能说“看书便佳”，一如不能说“看电影便佳”。今天教育普及，看书是每个人的事，读书人仍然是特定的少数。有人强调读书凭兴趣、凭性情，我想他说的是看书，他写的书也很好看。今天作家出一本新书，斤斤计较的只是有没有人“看”，其志亦云小矣。有一次，我问一个写小说的朋友“近来读什么书”，他说：“我不读书，我写书给人家读。”又着实使我肉跳(附带记下：如果谁说他想做“总统”，我倒并不惊讶)。
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我想他是看书。诸葛亮读书但观大略，我想他也是看书，隐地在《一句话》扉页写下“风翻哪页，就读哪页”，正是为我等看书人立言。“读书”的情况大约应该像韩愈在《进学解》里噜噜嗦嗦说的那般模样。他们读，之后把心得写出来给我们看。我们看了之后再写，即不值一看了矣。所以，我们必须去读那本名为“人生”的大书，接通源头活水。
读书，书成全我们；看书，书惯纵我们。我是看书人，这半辈子算是被书惯坏了，有点遗憾，并不后悔。世界上，除了看书，还有谁能这样顺应我们、尊重我们呢?除了书，还有什么能这样揣摩我们的需要、一心一意为我们而存在呢。“拥书权拜小诸侯”!不仅是用“书城坐拥”的典故而已。这些书把它的细腻体贴交给我们，同时并在暗中矮化了我们。上帝既然这样安排了，也罢，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