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4-11-24 12:12
狄马：荒谬的哲学
中国人喜欢讴歌苦难，认为苦难能磨难一个人的意志，从而使一个人变得刚强和伟大。从前有一句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因此，当初的“人士”都喜欢把自己的过去说得赤贫如洗，几乎每一个企业家都是白手起家，告贷无门，最后忍无可忍，不惜腆颜事敌，终获胜利。流风所及，甚至一篇一般的中学生作文也总是喜欢歌颂母亲的怨天尤人，千辛万苦，终将自己拉扯成人。但母亲的苦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谁应当对这种苦难负责？做子女的在改良母亲的境遇方面做了什么？除非你盘算持续让母亲享受苦难，否则，这些现实的问题是不容躲避的。但在这些作品里，现实的苦难远远没有浪漫的抒情重要，岂但不主要，似乎还应该感激似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苦难，母亲就没有施展“忍耐”工夫的舞台。
实在，苦难并不总是导致伟大。相反，在良多情况下，它损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抹杀了天才的创造力。中国人在讲到苦难时，喜欢引用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流放，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奋发之所为作也。”但几乎所有的援用者都疏忽了前面的几句话：“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谁也不能说，文王不拘就演不出《周易》；仲尼不厄就写不出《春秋》；屈原留在宫中，就不赋《离骚》；左丘眼明，就不会写《国语》；孙子脚好，就不修兵法；不韦仍旧是宰相，就不编《吕览》；韩非不囚，就没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圣贤愉快的时候就一定写不成？因而，这是把特别的历史情境当成了普遍的创造法则。
实践当然是检验真理的一个尺度，但谁的实践是检修真理的标准？因为历史教训的不可反复性，有人取得了实践的测验权，别的实际就没有了检验的机遇，谁能保证它不是真谛？曹雪芹全家喝着稀饭，饮酒也要靠“按揭”，竟然写出了《红楼梦》，但谁能保障他吃饱喝好就写不出《红楼梦》，或写得更好？
这牵扯到中国人如何看待苦难的问题。苦难在一定的意义上，晋升了人的精神品德，加强了人自我实现的才能，使得一个人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生命的庸碌，甚至在有限的范畴内，我也乐意否认这种苦难哲学对人的抚慰作用。但不是所有的苦难都能转化为创造的动力，苦难转化为创造的动力是有前提的。这重要的条件就是苦难的承当者必须存在不凡的毅力，超人的心智，以及对自己牺牲较廉价值换取更高价值的坚韧不拔。当然，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一些人为了取得更高的成就，老是得牺牲在他们看来价值较小的目标，但对处于历史关头的承担者来说，这种取舍有时会变得异样残暴。因为它不仅要牺牲自己的健康、安逸和生命，有时甚至会影响到别人的健康、安适和生命，而且更令人丧气的是，即使牺牲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安逸和生命也不一定能换回自己所冀望的目标。它需要牺牲者的才力、勤恳和机会都处于一个比拟和谐的状况里。可以想见，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的创造精神被苦难和悲凉的生涯窒息。在声誉、金钱和位置的引诱眼前，在只有依照既定的方法生活才干失掉尊严的社会里，要让所有的人都顶住贫苦、疾病以及各种世俗独断势力的压迫从事他所心仪的事业，不免是奢望；在离婚、抄家、监禁、杀害、秘密处决、甚至灭门九族的威慑面前，只有极少数人可能扼住命运的咽喉向撒旦宣战，而大多数人则抉择了投降。在他们看来，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要牺牲世界上那么多的好货色来保全它，就未必值得。这就是历史上被处宫刑的人多矣，而司马迁只有一个的起因。
其次，对制作苦难的人来说，也要有最低限度的容忍。我们知道，身被诸苦成就不凡事业的人有一个独特特色就是，牺牲他们以为价值较低的目标来造诣他们认为价值更大的目标。但这种牺牲也得有一个限度，个别来说，不能剥夺他们的生命，因为生命是发明所有价值的基本。仁人志士能够不顾及自己的生命，但如果牺牲了生命也无法换取更大的目的，这种牺牲就变得毫无意思。在生命顾全的条件下，牺牲者必需要能得到最低限度的“自由”或者叫“牺牲的自在”。“文王拘而演《周易》”当然是历史佳话，但我想，商纣王的监狱里必定没有牢头狱霸，否则，保命尚且不暇，哪里顾得上推演八卦?进而阐明大殷帝国，尤其是?里监狱当局的管教干部具备最少的人文素质，否则，怎么能容许一个朝廷要犯在监狱里搞迷信研究？孔子毕生流离失所，晚岁退而作《年龄》，乱臣贼子惧，但春秋诸国都没有惨无人性的户籍轨制，否则，孔子就有可能被当作“三无职员”收留劳教——即便写出《春秋》，也可能因涉嫌“泄漏国度秘密”被机密监禁；（ ）孟姜女不满秦帝暴政，千里寻夫，哭倒长城八百里，成为中国最早的抗暴好汉，但如果孟姜女还没有哭就被切断喉管，她怎么能成为死气沉沉时代的首席女高音？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断然挂冠归乡，写下一系列喜闻乐见的隐逸诗篇，但自己自述尚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如果土地收归国有，屋宇又面临强迫拆迁，恐怕他白叟家也难吟唱“归去来兮”；方孝孺遵守儒家经典教义，拒不草诏，被灭门十族，磔裂于市，但如果朱棣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他就没有方法以死来实现他的节烈美名……
中国的传记作家爱好描摹传主的可怜，认为传主越不幸，他们的人格就越巨大。终极给人一个印象：这些传主之所以获得宏大成绩，不是靠他们本身的才干和尽力，而是靠苦难自身的孕育。但这无奈说明像歌德、这样命途顺遂的蠢才；反而，有可能推出一系列荒诞的论断：如果说苦难是对一个人有辅助的话，那么楚怀王就成了推进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元勋，由于如果没有他的危害和流放，就没有屈原的《离骚》和《九章》；汉武帝就成了支撑史学研讨的好引导，他固然不给司马迁拨经费，但假如不是他阉割了司马迁的话，司马可能就写不出《史记》；皇权独裁就是好，要是没有政治的黑暗跟腐朽，李白、苏轼、关汉卿就不会留下那么多怨气冲天的诗篇；甚至奴隶制也不坏，要是没有秦始皇的皮鞭，奴隶们哪会迫不得已地苗条城、筑皇陵？……而且，为了让这些佳人俊逸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最好让楚怀王、汉武帝、始皇爷爷做得更蹩脚些——正如一部汽车，能源越大，牵引力就会越大——作为读者，咱们天然就会播种的越多。然而，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就义他的好处甚至性命，来满意本人日益增加的物资文明精力须要，哪怕被请求者是古人或本国人。
在旅行长城、兵马俑、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时，我们经常听到一句陈陈相因的话：“这是古代劳动听民智慧的结晶。”但讲解员甚至是学者们没有告知我们的是，“这些古代劳动国民”是不是违心发挥他们的智慧？这些“结晶”又是怎么构成的？是由血、汗、水还是葡萄糖析出来的？在我看来，任何一门艺术如果不能体现人类的尊严和价值，甚至竣工之日就是创造者的生命终结之日，那么，这门艺术之所以留存下来，就是因为后人要研究先人的羞辱。长城也许宏伟绚丽，兵马俑也许奇巧无比，故宫和颐和园兴许幽邃似海，但作为人类罪行的象征，我们应该首先记住，这些用白骨奠基，充满着脓血和眼泪的所谓“艺术”只是因为时间的长远，使我们拉开了间隔“审美”。充其量是坏事里面衍生出的好事，不值得赞美。就像强奸使一个寡妇怀孕，使她暮年的生活有了依附，但不能因此赞扬强奸；流氓将一个少年的腿打断，使他没有资历报名服役，从而避免了“为国就义”，但不能因此颂扬“打断腿”；一无赖无故将一男子阉割，使他没有机会犯生活风格问题，但不能因此夸耀说：“还是阉割好哩！”……
一切没有选择的行动，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你表扬一个太监守贞操，就像在我们的时代你表彰一个下岗工人节约节俭，农民穿着朴实一样没有意义。只有当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良心选择并对自己的挑选负责时，我们的“牺牲”才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善恶在个人不能负责的规模内是没有意义的。一件我们完全不能掌握的事件，在道德上就既没有机会获得好评，也没有机会导致恶损。在皮鞭和棍棒下被动地从事一件他完全不得已的工作，和顶住舆论的压力，毁家纾难，成就一项他认为有价值的事业，这二者是有天地之别的。如果不问选择和被迫的辨别，一味惊叹受难者的勤奋英勇，即使他们的工作真对后人有意义，也显得全无心肝。
因为和意识状态“捆绑销售”的时光太长，中国的文人学士喜欢把一切问题都“泛道德化”。一座诺大的城市十里不见厕所，市民忍耻到墙角排泄，论者归纳为“素质低”，而全然不论市政当局的不作为；一个农村老师三十年如一日，省吃节用，自费买砖，亲身手提肩背，将一座学校背上山，媒体高度赞赏“刘老汉”的“主人翁精神”，而只字不提教导部分的渎职对一个老人的身心残害；一个云南城市的女邮电员工资不够坐车，步行穿山，单独来回数百公里，好多处所要靠溜索穿梭，记者采访结束，只是一个劲地称颂她的不辞辛苦……这种冷血文化培育出的冷血道德鲁迅称之为“瞒和骗”。“瞒和骗”的要诀在于，闭上眼睛，绕开实在人生，把一切需要改进的事实问题转化成一个忘我贡献的道德自律问题，而后用形而上的空泛抒怀取代形而下的技巧改良。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就这样一起消散。“亡国一次，即增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收复旧物，而只去夸奖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鲁迅《论睁了眼看》）看来这种“乾坤大转移”的法术自古有之，于今为烈。
那么，谁是这种牺牲道德的最后受益者？当一些人无论是心甘甘心还是受人哄骗地出卖了他们的体能和智力时，谁是这种便宜产品的真正买方？从中国农夫的身上我看到了这种道德加减的最后得数。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忍耐着非人的苛待，兵来如篦，官来如剃，换来的只是一句“刻苦刻苦”的道德美誉，而多少千年来他们的仁慈、哑忍是不是进步了执政者的道德程度呢？是不是使得治人者有些许的良心发明而减轻压迫呢？或者罗唆反过来说，是不是在更大水平上呈现了相反的变更呢？时代发展到今天，人们打死一只狗熊或猕猴都要判刑，但打死一个农民却像踩逝世一只蚂蚁一样，有时还会成为提升的资本。牛马般地付出，绵羊般地忍受，换来的却是虎狼般地损害，那么，这忍耐毕竟是助恶呢，还是扬善呢？而简直所有大腹便便的“城市贵族”，甚至是专家教学，开车玩一回“农家乐”回来都盛赞农民的安分守己，而他们哪里知道暗藏在这笑颜背地的是永无尽头的损害积淀而成的无奈。无数次的哀哭使他们知道，哭没有用。没有人因为他们哭丧着脸而给予赞助。德蕾莎修女自述，她在印度贫民窟里帮助的人，素来不上教堂，因为衣衫破烂；不会呜咽，因为没有眼泪；从来不祷告，因为没有用；甚至不会要求，因为没有人会理他们。中国农夫从来不上教堂，是因为没有教堂；从来不恳求，是因为上帝听不见；常常喜逐颜开，是因为不必担忧有人会罚他不当农民；不惧怕死亡，是因为到地狱也不外就是在生灵涂炭中种地（服苦役）。
诚然，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可供人们选择的自由总是有限的，但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人们知道，只要我肯牺牲一些在我看来不重要的价值，加上努力，就总是可以到达目标。再也没有比我非常明白无论我怎样努力都不能改变命运更令人失望的了。一个人的处境可以不幻想，但他如果知道这只是因为我自己不愿废弃安逸，开拓新天地；只要我愿意，就没有那个人或组织可以禁止我追求幸福的过程，那么，这现状就变得可以忍受。在这儿，忍受不忍受苦难，何时出发寻求新的生活，新生活的标准是什么，完全由我自己决定，不是任何首领或巨型组织灌注的结果。
当然，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乐意选择自由，但这不能成为某些人和组织剥夺别人自由的理由。社会也不能赡养一批专门替别人选择幸福生活的人，消息机构除了报道本相没有教人奉公守法或冒险进取的任务。即便是这样，不幸和悲惨的事情依然会随时产生，但它与有意识领导人们生活的社会不同的是，这种不幸不是官长和当局合谋的成果，非人为的力量是造成贫富、好坏等不同等景象的重要祸首。因为它长短人为的，所以这种力量无论是来自市场，还是意外（上帝），它对人尊严和心灵的伤害程度要比有意识加诸的苦难小得多。差别之大正比如不警惕摔倒和被人有意绊倒。
中国人，尤其是那些从天子身边讨来了纸笔的人，先是大言欺人，要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老诚实实做顺民，做奴隶，不但要做奴隶，而且要从奴隶的命运中寻出美来。时间长了，就自己也糊涂了，只能自欺，骗己。灾害和苦痛一来便背诵亚圣语录：“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而问题是这&ldquo,励志英语;苦”、“劳”、“饿”、“空”、“乱”真是由天降的吗？如果然是由天降的，它使人掉价的程度当然要小得多，但我猜忌中国的圣贤鸿儒们多数时候是把人降的疾苦委之于天。因为劫难和苦楚如果是人为的，即时就存在一个如何改良的问题，于是眼睛一闭，移祸于天，高枕无忧。
最广泛的人情是：如果疾病、灾害、窘迫起源于一种不可知的气力，这种力量你把它称作“上帝”仍是“天”都无所谓，要紧的是这种力量不是人力所能节制的，而且在任何时期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整防止。因而，你的烦恼不是针对某人的懊恼，你的悔恨不是针对某种权势的懊悔，而且你信任，只有这种力气是来源于“天”的，那么，“天”就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事件上都赏给你不幸。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指天地是一个做作存在，无所偏爱。但你如果晓得你的运气是被一些与你一样有毛病、会跌倒、能说谎、有罪性的人把持的，而且这种掌握是很难解脱的，除非你肯牺牲自己的尊严，出售自己的色相和金钱使那些能决定你命运的人转变决议，你就没有措施使情形好起来。上教堂不行，因为教堂是针对上帝的呼求；去法院也不行，因为但凡能有意识搭救你的社会，所有的权利都是穿一条裤子的。这时，你就真成了叫每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世界上最伶丁无助的人了。
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扩展选择的自由，尽量减少牺牲的程度和人数，但在个人选择个人负责的国民社会树立起来之前，我认为，最急切的义务是政教分别，让上帝的归于上帝，恺撒的归于恺撒。详细地讲，就是将道德从社会实际事务中剥离出来，不要一味鼓动年青人吃喝玩乐，做新时代的“稻草人”；也不要一味宣传“苦难哲学”，让人们陶醉其中，无怨无悔，尤其是当号令别人“不怕牺牲，消除万难”的人本身就是“万难”的制造者时，这种“苦难哲学”就尤其显得居心叵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