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4-07-21 12:02
周乐生本名为Lars．C．Jorgensen，5年前从丹麦分公司来北京工作。Lars刚来的时候没有中文名字，部分总监在同事间发动了一个征名运动，为Lars征集中文姓名。我根据他名字的英文发音，提议叫周乐生，简略好记，寄意也积极。原来只是顺手为之，没想到他很爱好，从诸多选项中定了这一个。
在接下来的日子，周乐生开端意识这个曾经离他十分遥远的国家跟文明，踊跃地让本人适应北京的生涯：早上去街上跑步，周末带孩子去动物园。很快，他发明事件和他想象的不一样。没多久，北京的空气就把他从大巷上赶到了关闭的健身房，他跟我说：“唔，在北京街头跑步有点像一个挪动的吸尘器。”而在丹麦，他是绕着家邻近森林里的一个湖跑,人生。北京的人和车之多也超乎他的设想，他带孩子去植物园，在路上开了3个多小时后抉择掉头回家，由于始终在让：让别的车、让车旁的白叟、让街边摆摊的妇女，让一只横穿马路的狗……最后意识到那样开下去，永远也到不了目标地。
他不大懂得为什么有的中国度庭为了工作挑选两地分居，他自己是拖妻携子来北京的，他感到家庭很主要。北欧没有老人帮着儿女抚育孙辈的传统，因而他的妻子专职在家带孩子。他解释说并不一定都是女方就义事业，而是依据双方的收入、兴致以及特定阶段的需要来作决议。在丹麦曾经有段时间是他待在家里，因为妻子比他挣得多。固然有妻子全职照料孩子，在北京他仍是保持接两个儿子放学，并且申请了早7点到下战书4点的工作时间。同事们都是早上9点多才到办公室，他是否准时到公司并不会有人知道，但我的另一位同事说，他因为要赶早班飞机，曾经有两次很早去办公室拿货色，不到7点就看见周乐生已经开始工作了。
公司有一项福利：同事一起旅游，每人每年能够拿1800元的补贴。大局部中国同事并不取舍群体游览，而是开一张发票，随意编一个旅游规划，找公司报销这笔钱，而后把钱分掉。周乐生来的第一年不晓得个中端倪，当我们随口问他是否一起“旅游”时，他很愉快地许可了，并且一直等着详细的旅行打算。直到后来我们说明给他听，他才意识到：“哦，这是一个going no where outing（哪儿也不去的旅行）。”他出其不意地恳求我们把他从名单里删除。我们很惊讶地说：“可是这样你就拿不到那笔钱了。”他却比我们更惊奇：“可是我们并不去旅行，不是吗？”
后来他跟我说，在丹麦人们不会这样做。公司的初衷是激励同事之间相互懂得，如果不合乎这笔资金设破的起点，就不应当去应用这笔钱。他同时给我举例，他的妻子曾经因为工作关联，天天有良多国际通话，通话用度是由公司报销的，公司并不会去查哪些通话是私家的，哪些和工作相干。可是如果他的妻子和国外的友人通话，必定会自己支付这笔话费，“这长短常做作的一件事”。
周乐生和咱们共事5年，他对工作的当真负责、对共事的坦诚热忱，给我们留下了无比好的印象。有时候我想，假如他待的时光再长一些，5年、10年，那些曾经让他不能接收的做法，会不会跟着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变成“异常天然的事”？退一步说，就算他不会转变，他在中国长大的儿子会改变吗?还好我不须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太久，因为周乐生在任满之后就回到了丹麦。临行前他给我看他在中国的驾照，上面工整地打印着他的中文名“周乐生”。能为这样正派的一个人取名，当初想来让我颇感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