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穷学生

逍遥右脑  2014-04-14 07:05

  我是北大穷学生
  
  文/马超
  
  我经常回忆起我初入北大的情景。1999年高考,我考了县里的文科状元,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我成为了母校建校六十年来第一位被北大录取的学生。1999年9月4日的早晨,日如薄纱,我和在北京站下了火车,没有目的地顺着人群走出车站。父子俩坐着绿皮火车,挤了十六个小时,从一片天大地大的皖北平原,来到了这高楼大厦之中,疲惫到了极点,同时又对自己心心相印的打扮感到很不安。我记得很明白,那天我上身衣着一件长袖的白色衬衣,上面沾满了灰尘,领口黑黑的一层;下面是一件褐色起毛的休闲裤,有些短,把人吊着;脚上是一双劣质的黄皮鞋。最让我放不下心的倒不是穿戴如何,我所担心的是手中拎着的那个塑料行李箱箱子,那是我临出发前在集市上花四十五元买的,因品质不好,在离家不到十里路的间隔,就完整裂开,我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段零星的绳索把它牢牢捆住,里面的衣遵从裂开的缝隙中拼命往外挤,我担忧的就是它随时都有炸开的可能。
  
  来北京上学,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按理,第一次坐火车对那个年纪的人来说,是有些兴奋的,但实际情形却让我一点也兴奋不起来。在合肥上火车之后,我拿着自己的火车票,在拥挤的人群里找到我的座位,发现座位上坐着一个孕妇。如何要回自己的座位,是我开始第一次真正处置一个问题。我怯生生地告知那个妊妇那个座位是我的。那孕妇却也不说,像个小说家深厚地望着我一番之后,开始像一个旅内行望着窗外。面对着哑然的局势,我不知如何处理。我想告诉她我是北大的学生,我想告诉她,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可我终极没有说出口。在那片拥挤的空间中,我感到那么分歧时宜,最后我分开了,挤到了另外一个车厢里去。
  
  就那样盲目标在人群里站着,十六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连口水都没喝上。父亲比我更惨,他和一个同去的亲戚被挤到餐车里,花钱买了个茶座,因为随时可能要换处所,他不得不扛着那个裂开的箱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十六个小时我简直没有说话。我在听着旁边的人说话,我不知怎么插嘴,甚至说,我基本没有想到去插嘴。我就是那样地缄默着。这第一次火车旅行让我到现在为止都惧怕坐火车,就像小时候吃腻的食物,一遇到合适的场景,便翻江倒海一样从胃里涌出来。
  
  那时北大的文科生一年级的时候是要到昌平校区的,校车拉着我们父子直接开到了昌平西郊偏远的园区。经济上不容许父亲在学校勾留很长时间,父亲必需要当天赶回去。一下车,父子两人就赶快忙着报到,买被褥,买生活用品。买完东西,父亲留下了回去的车费,把剩下的钱全给了我,有三百多块钱。中午,父子俩在食堂吃了顿饭,认为饭菜很贵,也没舍得要什么菜,那算是我父亲来北京吃的第一顿饭了。下午,父亲要乘车去火车站。我们父子俩站在园区的那片槐树林里等校车。等车的时候,父亲说你不要不舍得花钱,该买的东西买,该添置的添置,又说了一阵诸如照顾自己,不是在家里,不要想家之类的话。接着我和父亲便陷入沉默。沉默了一段时间后,父亲渐渐地转过身去,望着那长满野草的球场,和球场远处的树林。我看见他抬起手去擦自己的眼睛,过了半天,等他转过火来再看我,我发现他眼睛里依然残存着晶莹的泪滴。一阵悲伤的情感从我心中不可克制地涌出,说来可笑,那时我差点说出一句话:“爸,我想跟你一起回去。”
  
  多少年后,我在《鲁豫有约》节目录制现场,从新回想到这个父子分辨的场景,仍是忍不住辛酸落泪。我知道当时我父亲为何落泪,在所有的学生里我显得那么弱小,穿的不像样,买的东西也都是最简略的。他走后,摆在我眼前的是一个茫茫未知的大学生活,而所有的生活费只是那微不足道的三百多元。
  
  后来我堂兄写信给我,说我父亲是第二天下午赶到家的,那天正好是我堂兄考上安徽农业大学摆酒宴客的日子,包了一场露天片子,放映员重复提到我们兄弟二人的名字。我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酒桌上,世人端起羽觞,等我父亲谈话。堂兄说,所有的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父亲,他们都在等着父亲讲讲巨大首都北京,讲讲万里之外景色的我。父亲还未启齿,已经眼泪婆娑。他喝了杯酒,说了一句:“我们家的孩子在那里是最穷的一个,让他在那里受罪了。”之后,泣不成声。
  
  父亲走后的一个多月,我是靠着那三百多块钱过活的。
  
  吃的很简单,晚上的夜宵是晚饭时从食堂买的一个馒头,简单但过得有滋有味,我像其他同学一样享受着自己的大学。天天早晨早早起来到操场上读英语,高低午上课,晚上看看杂书,有时也和别人打打乒乓球。没有课的下午,我和球友们一起去踢球,踢得满身大汗,我还记得新生杯上的第一个球是我踢进去的,我高兴得满场疾走。为何能这么兴奋,这么快活,说句瞎话,我思维上没有多么深入,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看淡,看淡贫困,而后超出,风雨过后是彩虹之类的,我是惯了。我幸福地过着自己的大学生活,不是回避,不去让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怜悯之感,或者说我对于这些富与贫,乐与苦根本一窍不通,无知者无畏。身上只有三百多块钱,买书,买生活用品,吃饭,洗澡,穿衣,诸如种种花销,对此我倒没有什么过于拘谨之感,少一分如何,多一分又如何?有些时候,井底之蛙也是幸福的。
  
  未几,母亲写来一封信,错别字连篇,后来我还拿此封信,对我母亲说,真看不出,你还上过高中。母亲笑着说,那么多年了,能记得这么多字,已经不错了。母亲在那封信里说,她想随着建造队出去,给人家做饭,一个月有五六百块。那封信让我十分好受和不安,我赶快写信给母亲,说你要真去了,我就不上这学了。母亲自体不好,怎么可能做这种粗活呢?随后,我坐车来到北大的本部燕园,在家教公司找了一份家教,每周六教三个小时,共一百块钱。这象征着我每周有四百元的收入,我连忙写信给家里人说我找到了兼职,生活不太缓和了。这份家教是我大学里的第一份兼职,我付出了许多。( )每周六一大早就要坐校车往燕园赶,再从燕园坐车去西直门,走一段路,到学生家上课,中午到,在邻近吃点饭,上一下昼的课。赶回校区的校车来不迭,只能从西直门,坐27路,倒345,坐了345到昌平,再坐小公共到南口,从南口到校区是一段林荫路,我从小公共下来之后,天基础上黑透了,我要摸黑走四里路,两边全是果园庄稼地,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每次看到校区门口的红灯笼,我眼都有点含混,那种疲乏后的熟悉让我觉得一阵阵强烈的暖和。我当初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拿到一百块钱的补课费,是如许的愉快,在西直门复杂的破交桥上,我找不到北,一半是因为切实庞杂,找不到27路车站,一半是高兴得只顾着走了。
  
  回到燕园后,我有了自己第一份不错的工作,帮一家文明公司写畅销书。最悲惨的赶稿,是一周之内我们三个人需要写十八万字。我那一礼拜,除了上课,所有的时间都应用在写稿子上。那时不像现在,有电脑,一切都是手写,稿纸一沓一沓地写完,再一沓一沓地买。白天写不完,晚上搬个板凳在楼道里写,六天的时间,我写了八万字,拿到了一笔一千八百块的预支金。这笔“巨款”让我兴奋异样,那时手已酸痛得几乎拿不起筷子。缓缓地我对这种坐在屋里不出去就可以忙活的兼职情有独钟。譬如几个同学帮人家写初中生浏览的稿子,时间太紧,忙不外来,找我帮忙,我一夜写了十二篇,篇篇通过。
  
  从那当前,我退掉家教,开始给本人更多的时光和精神,用在看书上,用在学习上,用在享受着我的北大生活上。我对良多课程有浓重的兴致,上一门《东方文化史》的课,对楔形文字的来源感兴趣,北大藏书楼查不到,我跑到国度图书馆去查。后来写一篇论文,交给老师,老师评估很高。上白巍老师的《中国美术史》,我特地跑到故宫去看画展,跑到军事博物馆里看中国油画展,查资料,写论文。是的,我像北大其余学生一样,在学习,在努力,在播种,只是我的方式跟别人方法不太一样。我开始学着写一些自己想写的货色,大二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我努力学习,每次期末测验前一个月都不怎么睡,背诵,查材料,困了,咖啡粉直接倒在嘴里。凌晨考试,买带冰的矿泉水让自己苏醒。我拿过奖学金,评过标兵,体育也失掉了奖,也取得了北大优良共产党员的名称,我晓得我的努力不空费。
  
  大三时,一位央视的编导来中文系男生宿舍找兼职,我当时是班委里的人,给她先容了几位同窗。她不满足,让我去尝尝。我带着浓厚的好奇心去了,那天刚好碰到了2002年北京那场可怕的从天而降的大雪。我下战书六点从北大南门动身,坐车去北三环的静安庄,平时四非常钟的路,我到晚上十二点半才赶到。全部马路上都是车,都是人。咱们是推着车往前走的,从人大始终推到了静安庄。那天夜晚的北京城是凌乱而又有秩序的。等我清晨三点半从编导家里谈完出来的时候,马路上的车已经能够开动了。谈的不错,之后,我开始在央视十套,四套几个栏目做文案的写作和谋划,几位接触到的电视人对我评价不错,收入也还可以。后来,我对案牍写作已经很熟习了,干起活来也如鱼得水,我决定退出来不干。这个决议大大出乎了编导的预料。她挽留我,我笑着说:我还想做些别的。
  
  从大二下学期,我不再向家里要钱;大三下学期,我开端帮姐姐支付一局部的生涯费跟膏火。在北大读研讨生时,我开始写剧本。妹妹去上大学,上的是第三批录取的本科,家里打电话来说学费很高。我说没事,让她去吧,有我呢!暑假我送妹妹去上学,前后给她交了一万七千块,给了她留下三千块钱生活费,我说当年我是三百块开始我的北大生活的,你比我幸福多了。我从长春回来的路上,妹妹给我发来短信,她说:“哥哥,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会尽力的。”我给她回短信说:“哥这么做,是由于有前提才这么做的,我只想让你好好享受你的大学,就像当年我在北大读本科时那样。”
  
  是的,这就是北大的生活:它让我感谢,让我迷恋。这里不会因为贫穷而让你止步不前,我的两位好友人,家景很好。现在一个去美国读书,一个去新华社工作,再聚一起,仍然笑声一直。我们没有隔膜,我们念叨的是快乐和幸福,也不会因为你困苦对你照料有加,所有须要你自己去实际,一路走来,你会发明你所走的那些路,看去那么平坦,可每走一步,实在却是那么艰巨:这里是北京,这里是北大,这里有无数的年青人,这里有无数的脚步。他们来交往往,有过生疏和熟悉,有过泪水和笑容,有过朋友和敌人,有过丑恶和漂亮。但当你真的把其中一个足迹放到镜头前,放大,放成八寸,放成十二寸,放成毕业像一样大的二十寸。你从中发现的是基于你自己身上的一种坚韧和力气,更主要的是,从那个脚印里我们怅然发现了自己那些静静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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