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7-10-17 11:40
钱穆暴得大名，靠的就是这本书
晚清以降，中国传统学术格局丕变。胡适以西方近代史学方法写就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重述先秦两汉思想学术统绪、考辩诸子著述史事。自此以后，原本只是经师治经附庸的诸子学脱胎换骨，先秦史亦蔚为显学。
而在远离学术中心北京的苏州省立中学，有一名默默无闻的老师，他在多年后回忆道：“时北平上海各大报章杂志，皆竞谈先秦诸子。余持论与人异，但独不投稿报章杂志，恐引起争论，忙于答辩，则稿将无法完成。故此稿常留手边，时时默自改定。”（《师友杂忆》）成稿后，竟达三十余万字，累一百六十余篇，登时轰动学林。
在北大历史系任教的钱穆（1931年）
这位中学教师，便是钱穆，这部煌煌大著，便是日后为陈寅恪向杨树达感叹为“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的《先秦诸子系年》（下文简称《系年》）。顾颉刚匆匆翻阅之后，当即力劝“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在其前后两次游说之下，生性极重人情的钱穆终是推脱掉了校长汪懋祖的挽留，北赴燕京大学执教。自北大聘其开授上古史后，自诩“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便每每告知意欲请教他周秦诸子问题的学生无需再问自己了。
清儒多以治经学之法治子学，往往只能研究一子一书，比如被誉为乾嘉殿军的孙诒让，穷毕生之力写就体例与《十三经经疏》无二的《墨子间诂》即是典型。但钱穆融会贯通，博览百家并一一为之考订生平、著述，几乎考辩了周秦时期所有重要的学术、思想和政治问题，并以其对《竹书纪年》的精湛研究，证订了前人奉为圭臬的《史记·六国年表》，力纠前人治诸子之失。时至今日，是书仍是学者治先秦史、战国史以及诸子学的必读著作之一。
但这部远非一般读者可以轻易读懂、影响力本应限于学术界的著作，却因为一桩抄袭风波，成为舆论和媒体关注的焦点话题。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
白寿彝和余英时为钱穆吵起来
1954年，当今汉学执牛耳者余英时还在新亚书院进修，并时常有机会向钱穆请益。在师生惯常的闲聊中，钱穆偶然间提及，曾有人认为郭沫若的名著《十批判书》（下文简称《批判》）论述法家部分暗用了《系年》的材料与论断，并询问余氏的看法。
余氏仔细比对两书后，竟认为郭氏此著法家部分与其他部分抄袭的严重程度相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以万字长文《郭沫若抄袭钱穆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下文简称《互校记》）枚举了两书多达数十处的相似论述，并得出了颇令人震惊的结论：
“郭氏曾细读《系年》并且广泛援引其中的论证与资料；《批判》中至少有五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秦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的严重，但抄袭的痕迹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性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
当年，香港《人生》半月刊第8卷6、7、8期连载三期，才登完这篇长文的全部内容。1961年第2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则刊出了大陆另一位史学巨擘白寿彝的文章《钱穆和考据学》，对钱穆作出了刻薄攻击：“以钱穆对于考据学传统的无知和对考据学知识的浅陋，是不可能在考据工作上作出什么成绩来的；《系年》只有暴露他在考据工作上的荒唐胡来而已。”
而且白氏竟针锋相对地反证《系年》才是剽窃而成的，指出钱穆“对于以《竹书纪年》校《史记》，从而找出《史记》在纪年上的错误，是大为自吹自擂的。他在自序里提出了《纪年》胜《史记》的五个明证，都是剽窃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的”。关于齐国和稷下学的考辩暗袭古书，毫无价值，是“郭沫若同志把内情钩出来了”，关于老子的论断，更是“经不起郭沫若同志的轻轻一击”。
余英时（左）与白寿彝
余英时自然对之嗤之以鼻。1991年他重订《互校记》一文，并写下跋语，文末辛辣地讽刺白寿彝道：“我想我毋需为《系年》说任何辩护的话。1949年以前的中国学术界对《系年》的评价大致可以陈寅恪和杨树达的私下议论为代表。至于今天大陆非官方学术界对《系年》的看法，我只想指出一项事实，即它的增订本已在大陆上重印流传多年了。”（《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收入了此文的《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后，郭沫若抄袭过钱穆一事开始在大陆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