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20日，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之一和学术技术带头人王永志，获得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消息公布后，13亿中国人却相对有些平静。是的，被誉为“中国实现千年飞天梦想第一人”的王永志院士，以他40多年来在我国战略火箭、地地战术火箭以及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载人航天工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获此殊荣，自然并不意外。
“这是全体航天人的荣誉，我是代表他们来领这个奖的。”面对祖国给予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年过七旬、操着浓重东北口音的王永志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同“中国导弹之父”这位伯乐导师特有的情缘
1964年6月，王永志第一次走进戈壁滩，执行发射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种中近程火箭任务。当时计算火箭的推力时，发现射程不够，大家考虑是不是多加一点推进剂。但是火箭的燃料贮箱有限，再也“喂”不进去了。那时7、8月份，天气很炎热。火箭发射时推进剂温度高，密度就要变小，发动机的节流特性也要随之变化。
正当大家绞尽脑汁想办法时，一个高个子年轻中尉站起来说：“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卸出600公斤燃料，这枚导弹就会命中目标。”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到年轻的新面孔上。在场的专家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不客气地说：“本来火箭能量就不够，你还要往外卸？”于是再也没有人理睬他的建议。这个年轻人就是王永志，他并不就此甘心，他想起了坐镇酒泉发射场的技术总指挥、大科学家钱学森，于是在临射前，他鼓起勇气走进了钱学森的住房。当时，钱学森还不太熟悉这个“小字辈”，可听完了王永志的意见，钱学森眼睛一亮，高兴地喊道：“马上把火箭的总设计师请来。”钱学森指着王永志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果然，火箭卸出一些推进剂后射程变远了，连打3发导弹，发发命中目标。从此，钱学森记住了王永志。中国开始研制第二代导弹的时候，钱学森建议：第二代战略导弹让第二代人挂帅，让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几十年后，总装备部领导看望钱学森，钱学森还提起这件事说：“我推荐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没错，此人年轻时就露出头角，他大胆逆向思维，和别人不一样。”
时值钱学森88岁寿辰，王永志悄悄来到钱老家。“我有过许多老师，惟有钱学森老师指导我一生。进入九十年代，钱老身体状况已经不好，可他仍花许多精力去讲课，还不停地写信指导我们工作。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后，钱老不仅提议我当总设计师，还专门写信给我，交代应注意的问题，使我深受感动。这一天恰逢他88岁寿辰，我说怎么也要通过什么方式向他报告一下，就是他所关心的载人航天的进展，所以在他生日这天，我去他家，但是我没上楼，交给秘书，送给他一封贺卡和一个‘神舟’号飞船的模型。”笔者看到，王永志眼中此刻溢满了泪水。
2003年10月16日早6时23分，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地面，“太空勇士”杨利伟走出舱门向祖国挥手致意……这一瞬间，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沸腾了！祖国各地沸腾了！而此时，王永志这位为我国航天事业默默奉献的老人却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看着杨利伟自主从返回舱里走出来，我非常地激动，当时我流泪了。我这一生因为激动而流泪的次数不多，像这样控制不住地流泪，是极少有的。因为国外的航天员都是搀扶着走出来的，而我们的飞船显然对航天员的身体保护得非常好。其实我们第一次载人，最怕的就是航天员受伤，所以载人飞船安全是第一位的。保证安全，是交给我们的使命，这次我们不辱使命，取得了成功。”王永志毫不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
千年飞天梦想，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这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钱学森。这个梦，钱学森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开始酝酿了。当“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后，王永志当即打电话向恩师钱学森汇报：“您给我的任务完成了！”钱学森在电话里连声说：“好呀，好呀！我高兴！”是啊，中国人几千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怎能不让人为之骄傲，为之自豪，为之兴奋呢！
“铁杆球迷”与“身边的情报员”夫唱妇随
1952年王永志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在清华大学学习一年之后，王永志被选送到北京外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在北外留学预备班时，王永志认识了同班同学、上海姑娘王丹阳。王丹阳虽然很瘦，但眼神中藏着上海女性的机灵与细腻。
1955年，王永志被选派到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设计专业。三年级时，改学火箭导弹设计。王永志的毕业论文《洲际导弹设计》得到好评。指导老师米申院士对他说：“这是你第一次当洲际导弹总设计师，但愿这不是你最后一次当总设计师。”
此后，王永志当总师果真一发而不可收。他先后担任过一种火箭的副总设计师、三种火箭的总设计师、几种火箭的研制总指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等要害职务，参加和参与主持了6种新型火箭的首次发射，均取得首次发射无一次失败的骄人战绩，在中国航天界有“常胜将军”之美誉。他风趣地说：“这辈子总是干新型号。”
到莫斯科后，王永志和王丹阳一个在航空学院，一个在石油地质学院，最终同学情变成夫妻情。1961年，王永志准备回国之际，莫斯科航空学院副院长克里莫夫亲自劝他留下来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这是该校破例让第一位保密专业外籍学生留校。但王永志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其原因不仅仅是克里莫夫先生所说的，“想念年轻漂亮的妻子”，更是因为此时的王永志迫不及待地想回国一展身手。
王丹阳1960年回国后，一直在外地工作，夫妻两地分居12年。为了支持丈夫，王丹阳承担了几乎全部家务和两个女儿的抚养；调回北京后，又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在运载火箭研究院改行搞科技信息研究。她凭着一股钻劲，掌握了俄、英、法、日等语言，成为我国运载火箭研究院第一批研究员。问她一个留学生为什么轻易就改行了呢？她说：他比我行，为了他，我甘心牺牲自己。然而，王永志也总是谦虚地说，“她比我当研究员时间早。别人说我科技前沿信息知道得多，其实全得益于身边有个‘情报员’。”
王永志自认为自己是一个铁杆球迷，只是因为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了，有时只得“爱而释手”。尽管他19岁离开东北，但他的心中难了故里情怀。就是在看足球赛，如果辽宁队和其他队比赛，那他一定是坚决地站在辽宁队这一边，希望辽宁队赢。“‘神舟’五号发射前，有的记者发现我在观看女足世界杯比赛，感到很吃惊。他们问我，你对飞船放心吗？是真没问题，还是有问题没有发现？我告诉他们，这次我是放心的，不出问题是符合规律的。”
提起当年中国女排五连冠的辉煌，他至今还津津乐道：“我也喜欢看女排比赛，看她们打遍天下无敌手，让中国人扬眉吐气，威风八面，很解气。”他不止一次地说：“我们中国人这么多，为什么就不能强大起来？如果各行各业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锲而不舍地追求、奋斗，那力量该有多大？何愁中华民族不再度辉煌于世？”
“把中国人送上天”还不是最终的天遂人愿
载人航天对民族精神的巨大激励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人们最关心的是与自己的生活有没有关系。王永志说：“当年卫星上天时，曾有人怀疑，研制这个在天上唱歌的东西有实际意义吗？但30多年后的今天有谁能说他不需要卫星？从渔船、出租车上的GPS全球定位导航仪到覆盖率超过90%的卫星广播电视，从气象预报、信息网络、教育到餐桌上的‘太空稻米’、‘太空蔬菜’，人们都在享受‘太空文明’的恩惠。这些‘太空文明’，是在不载人的情况下实现的。再聪明的机器，也比不上人的智慧和人的判断力。只有人上了天，人类才能进一步展开研究。初步统计，中国近年来的1100多种新材料中，八成是在空间技术的牵引下研制完成的，有1800多项空间技术成果已应用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
王永志指出，发展载人航天事业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太空有许多对人类有重要价值的资源，如太空具有在地球上难以模拟的、独特的高真空、强辐射、微重力等环境，可为科学研究提供理想的试验场所。另外，人类为了社会进步和
生活，需要不断扩大活动领域。载人航天活动，就是人类扩展活动领域和进一步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空间资源的重要手段。载人航天工程的实施，也将带动和促进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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