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7-06-02 10:59
离开，无奈而又决绝
1919年的2月，鲁迅花了3500元大洋，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的一处大院子。
当他搬出这座院子时，心里满是伤痛、疲惫和委屈。
可以说，他是被自己最亲的人撵出来的。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实在想不通，心里非常气懑。身为周家的长子，由于家道中落，父亲早逝，他早早就承担起养家的重任，特别是对小自己4岁的二弟作人，更是疼爱有加。
这是一个三进的大四合院，宽敞豁亮，他早已计划好，后院留给老二和老三住，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幽静宽敞，适合二弟安心读书，也方便小侄子们自由自在地玩耍；中院留给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住；自己就住到前院的“前罩房”，虽说屋子背光，有些阴冷，可只要全家人能够其乐融融聚在一起，他已经非常满足。
鲁迅也曾婉转地劝说过，却不料妨碍了这位日本弟媳的权威，惹她“讨厌起来了”。二弟作人也劝过、吵过，可患有歇斯底里症的信子，却有发癫的撒手锏，于是，“信子一装死他（周作人）就屈服了”。这位书呆子气的二弟，“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对此，鲁迅除了忍耐，又能说什么好呢？
是他们兄弟太软弱了吗？以鲁迅坚硬的性格，他本是无法容忍，可这都是周家的家事、家丑。面对这样不讲理的弟媳，他又能怎样？他只是太过疼爱自己这位颇有才华的二弟。便是为二弟着想，他也只有忍。
这位“读书多而不明理”的二弟，有时实在窝囊。一次夫妇争吵，结果信子是歇斯底里症大发作，二弟的小舅子、小姨子指着他破口大骂，他却只会“发愣”。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冒犯，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对此，鲁迅也只能恨铁不成钢地埋怨二弟一句“真昏”罢了。
鲁迅还记得，1923年7月19日上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提下，昏昏的二弟突然给他递交了一封信，要他“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但没有说出任何可以让人弄得明白的理由。他想问个明白，“后邀欲问之，不至”。半个月后，他终于明白，兄弟怡怡已成历史，信子的毒舌，终是在兄弟之间残忍地拉开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他不知道信子说了什么，但他知道一点，那就是她想让他永远地走开，从而独霸八道湾。
能吵么？能闹么？不能。为了兄弟的安静，也为了自己的解脱，最后，鲁迅无奈而又决绝地搬出了八道湾。后来，他为此特地给自己起了一个“宴之敖”的笔名，并作了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蜗居里面没有家
砖塔胡同61号。这座院落，是她自愿跟着大先生搬进来的。
她叫朱安，是她尊称的大先生鲁迅明媒正娶的“大太太”、“大师母”，所以，她想跟着他，也必须跟着他。当初大先生搬离八道湾之前，曾征求她的意见时，问她是愿意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并强调说如果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她想了想，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的母亲鲁瑞）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自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啊。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也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她很清楚地知道，大先生不喜欢她，可也离不开她的照顾。因此，1923年8月2日，一个雨后的下午，大先生便带着她一起迁居砖塔胡同61号。
待到第二年5月，他们搬到西三条胡同21号的那个院落时，情况依然没有丝毫改观。大先生始终抱着“陪着做一世牺牲”的打算，要和她冷战到底，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但比起当初她尊照娘娘的话，为大先生做了一条棉裤，竟被他扔到院外时的火爆行为相比，这样的冷漠姿态，倒显得礼貌许多，客气许多。她没有读过书，没有留过洋，爱情是什么东西，她不懂，自然说不出“没有爱的悲哀”，也说不出“无所可爱的悲哀”。她没有大先生想得透彻，可困在无爱的婚姻里，她的痛苦不见得比他少，只是一个在沉默中警醒，一个在沉默中麻木。若是不谈情，也不说爱，那么作为形式上的丈夫，大先生还算是称职的，他始终不断给她的娘家寄钱；她生病时，他也会亲自送她去医院，并搀扶着她上下黄包车；他每次买些点心回来，先让娘娘挑拣，然后就让她挑选……这些细节，终是少得可怜，可已经让她相当释然和安慰了。她反复对别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这样的相敬如宾，便是她一生得以知足的现实幸福。
好在是，她还有娘娘陪伴。她爱娘娘，也是同情娘娘的。在她15岁那年（1893年），娘娘的公公介孚公为给几位亲友子弟“求通关节”贿赂了主考官，却因家仆的莽撞而案发入狱，判了很重的罪名，周家也因此衰败下去。娘娘的丈夫周伯宜更是可怜，因科考案发，不但被取消了考试资格，永不能参加科考，而且连以前取得的秀才资格也被削去。大受打击和刺激的周伯宜，第二年就大病不起，苦撑一年后，最终还是离开娘娘而去，年仅35岁。更不幸的是，两年后，娘娘的小儿子椿寿也因急性肺炎而夭折。一连串的灾祸，使得年近不惑的娘娘，愈发把全部希望都放在长子身上了。
她并不漂亮，而且比鲁迅大了整整3岁。便是在周作人的眼里，大哥的这桩婚事也是“十分不高明”，是“很对不起人的”。可深受丧夫、丧儿等一连串打击的鲁老太太却很是喜欢。自然，鲁老太太认定朱安，内心深处也有她的一些情结和理由。当初，她比自己的丈夫周伯宜，也要大上3岁，而且，她这样的新媳妇一过门，便喜运连连。先是过门不到半年，周伯宜就考中了秀才，又过了几个月，即1881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初三），身为周家长子的鲁迅诞生了，鲁老太太也因此被人称为旺夫宜子的贤内助。大概在鲁老太太的心思里，也期望朱安能够像她一样，为周家“冲冲喜”，给自己的长子带来幸运和幸福。
当时，周家的处境非常糟糕，对于鲁老太太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公公周介孚还深陷狱中，丈夫又刚刚故去，儿子又都太过年少，所以主意也只能自己拿。那时的鲁迅，17岁不到，正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对于由鲁老太太一手包办的婚姻，并不知晓。
后来家里人写信告知，鲁迅先是一口回绝，要朱家姑娘另嫁。可鲁老太太以为，亲事是她主动托人向朱家提出的，自己没有理由提出退婚。况且这门亲事，亲友四邻都已知道，提出解约，对周朱两家的声誉都不好，无缘无故被退婚，朱安姑娘日后又如何嫁人？好说歹说，鲁迅终是不情愿地答应了。
朱安自然记得这段未过门便荡起的“抗婚”风波。她还记得，大先生也曾对她提了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可她已经是20岁的大姑娘了，一来小脚已经定型，无法放大；二来觉得妇道人家读书不太好，进学堂更是羞得慌。后来大先生也没再坚持，并一口答应说“几时结婚几时到”。
当时，江南水师学堂的学制是9年，也就是说，鲁迅有9年的时间，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拖。而在这漫长的9年时间里，鲁迅的心理思想如何变化，她都不懂，也无从知晓。她只是坚持默默地等待，等待9年后，周家会给她一个说法，一个归宿。
这期间，每听到大先生的消息，她都会担惊受怕。1899年，也就是订婚的那一年，大先生突然转校，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两三年后，即1902年，他又去日本留学。对于大先生的学识和抱负，她都不懂，便是这个小她3岁的未来丈夫，她也是非常陌生。也许她是见过大先生寄往家里的那些意气风发的照片，也曾持有过甜蜜的幻想吧，可更多的，恐怕是一种源于自卑的忧伤，害怕大先生不想要她，会远走高飞，不再回来。
她不相信自己，也不了解鲁迅，可她信任娘娘。依照娘娘的性格，她肯定要给朱安姑娘一个说法。1903年，鲁迅在赠给好友许寿裳一首《自题小像》的七绝诗，诗云：“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诗中透露的正是鲁迅对于这段婚姻的苦闷。鲁老太太对于他的心意，不予体察和理解，看似霸道，实则只是要兑现一个9年的婚诺，为一个寂寞的人儿讨个说法。
1906年，鲁迅的小叔周伯升从江南水师学堂正式毕业，当年，鲁迅差不多是和这位小叔同年入学，因此在绍兴老家的亲戚眼里，这已是鲁迅兑现婚诺的最后期限。何况，这时的朱安，已是年近30的老姑娘了。无论人情，还是道义，鲁老太太都无法容忍长子再推拖下去，甚至不惜以“母病速回”的谎言，把鲁迅从日本骗了回去。
这一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朱安终于被娶进了周家的大门，成为鲁迅的新娘。那一天，朱安特地做了一双大号的绣花鞋，以迎合新郎要求放脚的“新思想”。不曾想，脚太小，鞋太大，新娘来不及下地，宽大的绣花鞋就从轿上滚落下来，从而引来一阵哄笑。他就这样“在母亲所导演的一场以喜剧形式出现的人间悲剧中扮演主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