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7-05-20 08:35
他曾经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资深的编辑，为了自己拍摄野生动物的梦想，毅然辞职，并和朋友一起创立了影像生物调查所（IBE）。“很多人对远隔重洋的动物的名字和习性都耳熟能详，但是对自己国家的动物却完全不知晓。”为了让中国人了解自己国度的自然和野生生物，他不懈地努力着。记录自然之美，传递生命感动，创立中国的自然影像志，“即便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依然要努力，要坚持！”他就是徐健。范毅/摄
2009年，徐健和同伴们一起到云南的梅里雪山进行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这次调查奠定了IBE工作模式的雏形，其中的艰辛和劳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不仅是此生难忘的经历，同时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结束了梅里雪山的春夏秋冬四次调查之后，IBE的发展逐步步入正轨，而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法这个首创的田野调查方法也逐渐被业界知晓、了解和接受。董磊/摄
2010年，在云南梅里雪山进行调查期间，徐健在当地人家中发现了一张斑羚的皮张。“事实上，我们四次调查都没有发现这种动物。”这也正是徐健矢志拍摄中国自己的野生动物的动力源泉。“很多动物，我们没有来得及拍摄就灭绝了。所以我们要进行抢救性拍摄，让更多的人认识它们，了解它们。只有了解这些野生动物，才有可能关心它们，进而去保护它们。”肖诗白/摄
年，徐健在西藏巴松错开展调查期间布设红外相机。“很多人都会问我们，你们在野外碰见野生动物不害怕吗，不担心它们攻击你们吗？实际上，野生动物更怕人，我们很难直接目击到它们，更别说拍摄了。”所以在调查的时候，徐健他们对于哺乳动物的拍摄，更多地是采取红外触发相机拍摄的方式，因为这样才能增加拍摄到它们的几率和机会。董磊/摄
2012年在青海的长江源区调查期间，徐健穿着连体水裤在水中拍摄。“很多时候，一些人会觉得多此一举，没这个必要。可能有时候下水与不下水的差别真的没这么大，但是不尝试一下，你怎么会知道你的收获有什么不同呢？”董磊/摄
2012年，在西藏鲁朗林海进行调查期间，徐健借助绳索攀爬到树顶进行拍摄。借助绳索爬到树冠层拍摄是一种特别的拍摄方式，对于那些主要在树冠层活动的鸟类和兽类等，可以实现平视的拍摄角度。为了拍摄到那些在地上很难观察到和拍摄到的野生动植物，绳索攀爬和搭建树屋，都是比较常用的拍摄方法。徐建/摄
2014年，青海三江源的杂多县境内，徐健在和同事拍摄河流的视频。“拍摄视频需要让拍摄对象动起来，追求的是过程，还有摄像是一个需要团队协作才能做好的工作。”目前视频的拍摄，在IBE的工作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视频比照片对于受众的吸引力更大。”彭建生/摄
2014年夏天的澜沧江源，徐健在和队友测试无人机，准备进行航拍。无人机的出现，让影像调查时多了一种视角和更多的可能性，也让一些此前比较困难的拍摄变得容易起来。“无人机的操控，需要很丰富的经验，幸运地是，我们拥有一流的飞行组合，这也给我们的调查多了一种技术手段，也会让调查的结果和视觉呈现变得更好。”彭建生/摄
在澜沧江源考察时，调查组的车陷在了河流中，直到深夜才得以脱困。“与野生动物潜在的危险相比，我们目前更多的是担心在路上的人身安全。”夏季是影像生物调查的黄金季节，但也是很多地区的雨季，所以遭遇陷车、泥石流和塌方也就变得习以为常了。“在云南的独龙江进行调查时，我们的队伍就被泥石流塌方困了10天，没有任何消息，万幸地是，最终平安归来。”李磊/摄
2012年，徐健在云南文山拍摄华盖木的时候，与当地学校的学生一起观看拍摄的视频。在每个拍摄项目的间歇期，徐健也经常会做很多主题讲座，“自然题材对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也是引导他们关注和走入自然的很好的方式。”范毅/摄
年，在巴松错的野外营地中，徐健用一面凸透镜向向导们讲解相机的工作原理。“其实我心里当时想的却是与此全然无关的，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如果说阳光是的理想的话，团队就是这面透镜，将大家的理想、能量和目标聚集起来，汇聚到一个更精准的点上，用到最适合地方。”徐建/摄
一对野生亚洲象在路边的树林里徘徊等待了很久，直到公路上再没有车辆驶过，它们才谨慎地步出丛林，匆匆穿过公路。亚洲象是亚洲大陆上现存最大的哺乳动物，目前在中国境内仅存约200头。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它们的栖息地范围不断萎缩，不得不在人类生活区域觅食。徐建/摄
“在广西西南部的喀斯特丛林中夜拍蛙类的时候，我发现池塘边的枝头上，正有一只网脉蜻栖息于此。于是用闪光灯从侧面拍摄，将它绚丽的色彩和美丽的身形完整地展现出来。”网脉蜻分布广泛，常见于池沼、湖泊、湿地等静水环境。徐建/摄
“淇淇”是我国唯一一只人工饲养并成活的白豚。它于1980年在湖南省洞庭湖水域被捕获后，在中科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水池里生活了22年，于2002年7月14日离世。白豚是中国长江的特有淡水豚类，目前已经宣布在野外功能性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