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头戴笠后代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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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和母亲

1942年戴笠为即将深入东南日战区的梅乐思示范将自己化装成为力夫

长子戴善武被枪决

戴笠死后，戴家开始破落。1949年5月，戴笠的母亲蓝月喜病亡。戴笠在1915年与原配夫人毛秀丛生有一子叫戴善武(亦名戴藏宜)，外貌酷似戴笠，挂有少将军衔，任国民党保安乡自卫队主任。1941年5月20日，戴笠电令戴善武，指使特务队长徐增亮和特务蔡刚，在江山双溪口乡山沿，杀害广渡乡乡长、地下党员华春荣，犯下了严重罪行。

1949年5月，江山临近解放，戴善武见势不妙，便携美元妻儿匆匆南逃，想去台湾。但才逃到相邻的福建省浦城县水北乡，便被国民党水北乡公所武装残匪劫获，搜出美元、金条、美式手枪等。解放军浦城县军管会得到消息后，即派兵击败劫匪，将戴善武一行捕往浦城县城。不料，戴善武在夜间跳窗逃脱，潜回江山县。1949年9月，根据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李丰平(后任浙江省省长)的指示，戴善武被依法逮捕。江山县人民政府于1951年1月在戴笠老家保安乡，召开万人大会，宣判并枪决了戴善武。到此为止，戴家崩溃了，“戴公馆”也被没收。

戴笠有3个孙子2个孙女，他们分别叫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戴眉曼，还有一个叫戴璐璐的孙女，在寄养时夭折了。

原来在戴善武被处决后，其妻郑锡英将女儿戴眉曼托交给戴笠家的厨师汤好珠收养，自己带着3个儿子到了娘家衢州城稍住，随后，便举家迁居上海。

1953年末，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派遣军统特务黄铎装扮成渔民，偷渡进入上海。当时，一些敌特分子仍潜伏在要害机关里。黄铎混进上海后，便与暗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务黄顺发、陆秉章取得联系，策划接郑锡英母子去台湾。

经过一番密谋后，由陆秉章偷开公安局出口证，郑锡英改名沈凤英，偕戴以宽、戴以昶与特务黄铎一行4人，在1954年1月7日由上海乘快车到广州，然后经香港去台湾。而戴以宏则因户口被黄铎冒名顶替迁出，无法出境，被留在上海。

戴笠孙女戴眉曼女士(右)与丈夫谢培流在家里。

孙女戴眉曼生活幸福平静

再说戴眉曼改名廖秋美，寄养在汤好珠家中，当时她才6岁。在汤好珠的抚养下，戴眉曼渐渐长大并念完小学。由于好珠的家庭生活条件较差，戴眉曼从7岁开始就学烧饭、洗衣、采猪草等家务事。小眉曼不仅人很聪慧，而且非常懂事。到12岁，她就穿上草鞋，和男孩子们一道上山砍柴，一捆一捆的柴背回家里，年年都烧不完。

汤好珠有个儿子叫廖长城，人很老实厚道。戴眉曼在他的带领下，开始学干农活。到15岁时，戴眉曼已长高了，不仅身体健壮，而且人也勤劳，各种粗细农活都能干。15岁那年，她在生产队里劳动，一年就挣了2000多个工分，这在当时农村女劳力中，已称得上佼佼者了。

转眼几年过去，戴眉曼已从小丫头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论相貌，戴眉曼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可许多小伙子都因为她的爷爷是戴笠而驻足爱门之外。

有一次，邻居大妈给她介绍了江西省上饶市汽车保养厂的修理工谢培流。谢的老家在离保安不远的廿八都镇，初中毕业后就到保养厂学修汽车，技术过得硬，人长得也帅，待人很厚道。他俩相亲时一见钟情，小谢还带眉曼上山采野山楂。但这时，有人劝谢培流不要自找麻烦，免得将来背“黑锅”。忠厚的谢培流没有动摇，他说:“戴笠是戴笠，他当特务，眉曼又不是特务，我为啥不娶她？凭啥要背‘黑锅’呢？”

“不要怕，党和政府不会搞株连政策。眉曼从小在贫苦农民家里长大，党是不会对她另眼相看的。只要你们双方有感情，就放心地结婚吧。”乡干部姜浩声、毛进洪非常支持他俩的婚事。在当时的情况下，能这样做的确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戴眉曼和谢培流至今仍感激他们。

1960年10月，戴眉曼和谢培流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后，小两口相亲相爱，过了几年平静幸福的生活。

“文革”开始后，戴眉曼怕受到冲击，便和丈夫商量将户口由廿八都公社迁往上饶市。

戴眉曼到江西后，曾在一家小厂工作过，后来工厂倒闭，便一直在家干家务。她生有两子一女:大儿子谢明是火车司机，二儿子谢平是个体运输户，女儿谢佳丽在一家纺织厂当统计员。

抗战中的戴笠和蒋介石

孙子戴以宏工作积极

戴善武的妻子郑锡英由上海去台湾时，留下了6岁的二儿子戴以宏，由上海市公安局潜伏特务陆秉章托人照料。陆秉章将戴以宏抚养了3年后，终因特务行径败露，被上海市公安机关逮捕入狱。自然，戴以宏也失去了生活上的依靠，被陆秉章的妻子送进上海一家孤儿院。

算是绝处逢生。这家孤儿院是由宋庆龄资助开办的，9岁的戴以宏进院后，并未受到冷落，相反，生活条件比陆秉章家还好。住得干净、穿得暖和、玩得开心，有些食品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国际福利组织送的。戴以宏在孤儿院那几年，压根儿就没吃过苦。

戴以宏在孤儿院上完小学后，已16岁了。不久，劳动人事部门将他分配到安徽省合肥市棉纺厂工作。当时，中央提出青年人“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戴以宏立即响应，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头一个报名去支援农业第一线。于是，他便由合肥市棉纺厂调往安徽枞阳县农场普农山分场，当上一名拖拉机手，后来又改当修理工。

“文革”中期开展“三查”活动时，戴以宏才知道自己是戴笠的孙子。当时，也有造反派想借此做点文章，但戴以宏反驳道:“我9岁就进孤儿院，是政府把我抚养成人的。我连戴笠面长面短都不知道！”由于戴以宏平时工作积极，也就顺利过了关。

戴以宏1976年在普农山分场与下放的一位上海女知青结了婚。1984年这位女知青返回上海，两人便离了婚。不久，戴以宏又与本场一位女工重新组合成小家庭。后来，他成了名7级修理工，他和女儿生活过得也蛮舒心。

后代台湾聚首

1991年5月6日，戴眉曼专程赴台湾看望了她的母亲郑锡英。戴以宏也于5月24日抵台探亲。母子5人40多年来第一次团聚。那时，郑锡英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经常在床上躺着。人老了格外思念家乡，她对子女们说:“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回去看一看。”

戴笠的长孙戴以宽，也已过花甲之年。大学毕业后又留学美国，获得企业管理学士学位，现供职于美国，身边有一子一女。

戴笠的幼孙戴以昶，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在台湾省中华贸易开发公司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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