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7-03-27 13:11
从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说起
故事从1958年3月3日周恩来总理写给万里的亲笔信说起。这封珍贵的周恩来总理书信原件，如今由万里次子万仲翔配上镜框，精心保存着。他向笔者展示这一手迹。
1958年3月3日周恩来总理写给万里的亲笔信，全文如下：
万里同志：
你的信收到了。在市委和市人委工作，一样可以摸工业，并且还可以摸农业、文教、政法，这样，可以将自己锻炼得更全面些。既红且专，正是主席和中央的要求。你的工作，书记处既已预定，国务院常委也已同意，就不用再改了。专复。
周恩来
三、三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为什么要亲笔写这样一封信给万里呢？
那是从1956年5月起，建筑工程部与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合并成城市建设部，万里被任命为城市建设部部长、党组书记。如果从1952年8月7日万里被任命为建筑工程部副部长算起，他已经在这个领导岗位上工作了将近6个年头，对城市建设的业务已经相当熟悉。然而，他却在1958年2月接到调动工作的通知，调他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不想离开城市建设部，于是给“顶头上司”、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信，表达了不希望调动工作的意思。于是，周恩来给万里写了这封信，不仅指出调动他的工作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常委的决定，而且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工作，“可以将自己锻炼得更全面些”。万里感谢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愉快地服从了调动。
当时，调万里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工作，原因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张友渔要调往中国科学院担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法学研究所所长，而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工作繁忙，需要调一名年富力强的干部接替张友渔。于是，周恩来决定调来万里。
万里来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工作不久，1958年8月出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接替了张友渔的工作。
中共北京市委原本是“彭、刘、郑”，如今增添了一个“万”，变成“彭、刘、万、郑”。
“彭”，即彭真，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早在1948年12月，彭真便被任命为中共北平[①]市委书记，1951年起又兼任北京市市长。1956年，彭真在中共“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刘”，即刘仁，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原名段永鹬（段永强），1948年他及时向中央汇报了蒋介石特务妄图偷袭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所在地西柏坡的重要情报，中央立即采取措施，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刘仁曾任彭真秘书。
“郑”，即郑天翔，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兼秘书长。郑天翔在1943年曾任聂荣臻秘书，解放初任包头市市长。
为什么要在“彭、刘、郑”为核心的中共北京市委之中，加入一个“万”呢？
直到“文革”爆发，万里才知道，调他进入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动议的是周恩来总理，但其实是毛泽东主席的决定。自从那次万里前往中南海晋见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就对这个来自“水泊梁山”的年轻人印象颇深。毛泽东调万里到中共北京市委，为的是“掺沙子”。
什么是“掺沙子”呢？
1965年12月，毛泽东指责中共北京市委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其实，毛泽东早就对彭真领导之下的中共北京市委不满，把万里这个跟“彭、刘、郑”不相干的年轻干部调入中共北京市委“掺沙子”，为的是打破彭真的“独立王国”。
值得提到的是，万里调入中共北京市委之后，彭真对他很重视，刘仁对万里也非常关心，他们并没有感觉到万里是来“掺沙子”。正因为这样，当万里有一回生病住院，刘仁几乎每天到医院看望。但是在1960年，当万里向彭真反映家乡——山东东平地区农村——严重的“大跃进”后遗症、人民公社造成农民生活困难，彭真认为万里思想很“右”，“彭、刘、万、郑”变成了“彭、刘、郑、万”。不过，这么一来，倒是在“文革”中帮了万里的忙，他没有被视为“彭真死党”，所以在“彭、刘、郑、万”之中，万里最早获得“解放”。这是后话。
历史机遇的眷顾
机遇往往会眷顾有准备的人。
当时的万里，并不知道调他进入中共北京市委的真实意图。然而，这一工作调动，却给万里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主持建设首都十大建筑。
万里主持建设首都十大建筑，基于两个“理所当然”：这十大建筑建在北京市，理所当然由中共北京市委担当建设任务，而万里此前是城市建设部部长，熟悉城市建设业务，所以中共北京市委也就理所当然把建设北京十大建筑的重担压在了万里肩上。
新中国走过了艰难的创业之路。为了庆贺10周年华诞，展现新中国的动人风采，国家决定在首都大兴土木。所谓十大建筑，就是为迎接1959年国庆10周年而在首都北京建设的国庆十大工程。
这十大建筑包括：
人民大会堂，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
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建筑面积69,510平方米；
民族文化宫，建筑面积31,010平方米；
民族饭店，建筑面积34,649平方米；
钓鱼台国宾馆（迎宾馆），建筑面积67,383平方米；
农业展览馆，建筑面积29,473平方米；
工人体育场，建筑面积80,515平方米；
华侨大厦，建筑面积13,343平方米；
军事博物馆，建筑面积60,557平方米；
北京车站，车站大楼建筑面积4.7万多平方米。
十大建筑总建筑面积61.5万平方米。
这十大建筑是后来的叫法，最初叫做“国庆工程”。
在1957年年底，中央为了庆祝新中国10周年国庆，决定在首都北京建设一批包括万人礼堂在内的重大建筑工程，其中包括建两个大型饭店，这便是“国庆工程”的由来。所谓“万人礼堂”，是人民大会堂的最初名字。
经过几个月的讨论、研究，国庆工程建设计划逐步变得具体、切实、明确、清晰。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筹备庆祝建国10周年的通知，其中包括首都国庆工程的建设计划。周恩来指出：“要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中国人民之所以伟大，就因为我们能吸取世界一切好的东西。”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则说，修建中要贯彻少而精、质量要好、艺术要精的精神。
会议期间，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打电话给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兼秘书长郑天翔，告知中央把国庆工程的建设任务直接下达给北京市人民政府承办，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负责联系、协调相关工作。
考虑到万里曾任城市建设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由万里负责首都国庆工程的领导、组织工作。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首都国庆工程指挥部”[②]，请周恩来总理兼任总指挥[③]，任命万里为副总指挥[④]。
1958年9月5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万里在北京市政府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10周年的通知，要求在建国10周年之前建好万人礼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另外在玉渊潭附近要建设十几幢别墅式的宾馆。
1958年9月8日，位于西长安街南侧的中央电影院（今北京音乐厅）响起了万里那带着山东口音的声音。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正在那里举行，万里作主旨报告。出席人数众多，其中包括北京市参加国庆工程方案设计34个单位的代表，还有国庆工程的施工及有关单位的人员。
万里指出：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近作出决定，要大规模庆祝国庆10周年，展现我国各方面的成就。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首都建设的巨大促进。
我们要建设一批“国庆工程”，反映建国10年来工农业生产和各方面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检验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自己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行动和事实作出回答。
10年大庆，将邀请数千外宾和华侨来参加，不但社会主义国家要来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会来人，需要建设万人大会堂、五千人的宴会厅、迎宾馆以及工业展览馆、农业展览馆、军事博物馆、科学技术馆、民族文化宫、美术馆、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等重点工程，还有配套的供电、供水、道路等市政公用设施。我们就是要搞出一批优秀的建筑，改善市政公用设施条件，改变首都的面貌。
万里讲话中所说的“有人”，指的是苏联。当时那些苏联专家听说中国首都要搞国庆工程，“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万里决心要争这口气。
万里强调说：
我们就是要明确自己的目标，要高质量、高艺术水平、高速度地完成任务。高质量就是要有上乘的设计、施工质量，到世纪末以至下个世纪都用得上看得过；高艺术水平就是要在条件许可情况下做到庄重典雅、美观大方；高速度就是用最短时间完成工程建设。[⑤]
由于任务重，工期短，万里大胆地提出了“三边”，即“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
其中，最重要的是把首都国庆工程的项目定下来。经过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与设计专家多次研究，几度变更，最后确定了10个项目。
1958年10月，万里作为“首都国庆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向中央汇报天安门广场的设计方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富春、彭真等听取了万里的汇报。
1958年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首都国庆工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出席会议，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和市建委主任赵鹏飞列席了会议。万里汇报了首都国庆工程的10个项目，即万人礼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农业展览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钓鱼台国宾馆、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民族饭店和华侨大厦。周恩来对这十大工程做了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一致同意把这10个项目定为首都国庆工程项目。
首都国庆工程这10个项目，后来被称为十大建筑。
这十大建筑不仅工程浩大，而且要求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即在1958年开工，要求在1959年10月前全部竣工。十大建筑要求设计一流，施工质量一流，装修工艺复杂，建筑形式既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又具有时代特色，代表了当时中国建筑的最高成就。压在万里肩上的重担，沉甸甸的。
盖一个“万人大屋子”
在十大建筑之中，重中之重是万人礼堂。
万里回到家里，老母亲听说儿子正在盖一个“万人大屋子”，便问：“盖那么大的屋子干什么？”
万里向老母亲解释说，家里来了客人，您总是请客人到客厅里坐，国家来了客人，就要到“大屋子”里去坐。国家的客人多，开个大会就要来上万人，所以要盖“万人大屋子”。
北京作为首都，那时候没有“万人大屋子”。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是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里举行的。怀仁堂原是清朝光绪年间建造的仪銮殿，只能容纳300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怀仁堂成为中央政府的礼堂，经常举行各种政治会议和文艺晚会。1953年，为筹备亚太和平会议，周恩来亲自制订了翻修方案，把怀仁堂改建为中式二层楼阁样式礼堂，可以容纳1000多人。1954年9月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在怀仁堂举行。
那时候，中共中央全会通常是在北京饭店金色大厅举行。
1955年，北京新建了全国政协礼堂，也只有1520个座席。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再加上列席代表和工作人员，勉强可以坐下。
随着新中国日益强盛，会议规模越来越大，北京作为首都，迫切需要盖一个“万人大屋子”。
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北京城市建设问题时，明确提出了要在北京建造万人大礼堂。
正因为这样，当北京着手国庆工程时，万人大礼堂被列为十大建筑之首。
周恩来总理用“1-5-10”三个数字，概括了对万人大礼堂的要求，那就是“1万人开会，5000人用餐，10个月盖完”。
万里从抓设计入手。1958年9月8日，在万里作了首都国庆工程建设动员报告之后，北京市政府向各地的建筑专家发出邀请信，邀请专家们进京共同研究相关工作事宜。各地政府极其重视，专家们闻风而动，在9月10日晚便全部抵达北京。北京34家设计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上海、南京、广州、辽宁等地数十名建筑专家济济一堂，梁思成、杨廷宝、张开济、吴良镛等中国建筑大师都加入设计队伍。万里要求各路专家在5天之内拿出第一稿方案。9月15日，第一稿方案如期完成。到9月20日，专家组已经进行了第三稿方案的设计。
在设计中，专家们对以下5个问题产生争议：
一是大会堂的地基是在天安门前正阳门部位，还是在天安门广场西侧；
二是大会堂的高度是否可以超过天安门；
三是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距离是350米、400米，还是500米；
四是大会堂要不要大屋顶；
五是纪念碑左右是摆两个建筑物还是摆四个。
万里与专家们一起研究，逐一解决了争议，取得共识：
一是大会堂的位置在广场西侧，包括宴会厅、会议室等辅助设施；
二是大会堂的高度可以超过天安门，但要注意协调；
三是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距离为500米；
四是在形式上要尽量发挥大家的创造积极性；
五是纪念碑左右各摆一个建筑物。
在共识的基础上，相继完成第四稿、第五稿，最后在10月4日完成第六稿，报请周恩来总理审定。
10月6日，中南海西花厅，万里带领国庆工程设计总指挥部的主要成员，向周恩来总理当面汇报。
周恩来是一个富有艺术鉴赏力的人。他在细心倾听了汇报，比较各种方案之后，表示倾向于北京建筑设计院的方案，说：“大会堂是不是这个方案比较好一些？”
对于大礼堂的内部形状，设计方案有圆形、方形、六角形、扇形和椭圆形，周恩来用商量的口气说：“大礼堂要看得好，听得好，是不是可以采用这种形状？你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好一些？”周恩来说着，用笔在纸上画了一个类似马蹄形的图。
周恩来说：“革命历史博物馆可以和大会堂基本对称，但建筑面积要小一些，做成一实一虚。”
周恩来指着大屋顶的设计方案说：“这个可以作美术馆的建筑形式。”
周恩来的意见，给了专家们很大的启示。
10月9日，根据周恩来意见修改的第七稿，再报总理办公室审阅。另外，还同时向全国27个省及一些大城市进一步征求意见。
10月14日，刚从外地返京的周恩来连夜召开会议，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这样，大会堂的设计方案终于定稿。
经过七易其稿，勾画出了大会堂的未来图景：
大会堂建筑主要由3部分组成，即可容纳1万人的大礼堂、5000人的宴会厅和人大常委会办公楼。
大会堂建筑正门有12根浅灰色大理石门柱，正门柱直径2米，高25米。四面门前有5米高的花岗岩台阶。
进门之后是中央大厅，厅后是万人大礼堂，大礼堂北翼是有5000个席位的大宴会厅，南翼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办公楼。大会堂内还有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名称命名、富有地方特色的厅堂。
万人大礼堂是大会堂的核心部分。万人大礼堂南北宽76米，东西进深60米，高33米；穹窿顶、大跨度、无立柱结构；三层座椅，层层梯升。一层设座位3693个，二层3515个，三层2518个。礼堂平面呈扇面形，坐在任何一个位置上均可看到主席台。主席台台面宽32米，可设座位300~500个，总计可容纳1万人，成了名副其实的万人大礼堂。
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
万里始终记得周恩来总理对大会堂的要求：“1万人开会，5000人用餐，10月盖完。”大会堂的设计稿，达到了“1万人开会，5000人用餐”的要求，接下去的关键是“10个月盖完”。
没日没夜，在十大建筑同时全面铺开的日子里，万里全身心扑在工地上。
1959年1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齐燕铭、万里、赵鹏飞等陪同下，视察了工地。当时，大会堂正在紧张施工之中，到处搭满脚手架，大礼堂尚未封顶。
郭沫若曾经称周恩来虑事如水银泄地。他非常细致地询问各种问题，诸如宴会厅廊柱的粗细、高度、间距，万里尽自己所知给予答复。周恩来提及，宴会厅的厨房，既要便于送菜，又要免于使菜肴的气味飘进贵宾厅。周恩来还说，大礼堂的主席台前有乐池，在举行一些不用乐队的会议时，能否把乐池盖起来，使主席台变得更大……
周恩来得知，大礼堂二层的大挑台之下没有一根柱子，为的是不妨碍下面出席者的视线，但是二层的大挑台跨度很大，由于没有柱子支撑，在坐满人之后，要下垂70毫米。这时，周恩来讲述了当年在延安建造中央大礼堂，也有挑台，在中共“七大”的庆祝晚会结束时，二楼的观众涌到挑台前沿看演员谢幕，使前沿的重量骤增，挑台顿时塌了下来，造成死伤事故。周恩来要求设计人员从延安中央大礼堂的事故中记取教训，确保二层大挑台的安全。
周恩来又说起1938年11月12日深夜长沙发生“文夕大火”的故事。所谓“文”，是12日的电报代码，而“夕”是指夜里。那是在日军逼近长沙时，国民党军队实行“焦土抗战”，在11月12日夜里于长沙城内数百处放火，大火持续了三天三夜，长沙全城被焚十之八九，烧毁房屋5万余栋，烧死百姓2万余人，史称“文夕大火”。这场大火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这么多平民百姓不是被日军杀死，反而死于“国军”的大火。在各界强烈的谴责之下，蒋介石不得不把长沙的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公安局局长文重孚三人枪毙了。周恩来说了这个“三个人头一把火”的典故之后，指着万里、赵鹏飞和沈勃说：“你们一定要抓好结构安全，如果发生问题，那就要‘三个人头一把火’了。”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万里深受教育。万里说，周恩来的话，给大家敲响了警钟。这样，万里在十大建筑的施工中，始终把质量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埃及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谚语：“人类惧怕时间，而时间惧怕金字塔。”金字塔经历4600多年的风雨，依然挺立。十大建筑虽然不能与金字塔相比，但是经受了时间与风雨的考验，成为北京优秀现代建筑。
最令万里寝食不安的一天，是1959年4月3日。
那是万人大礼堂上梁的日子。
中国老百姓盖房子，最讲究上梁，总是要挑选黄道吉日上梁。这充分说明，上梁对于盖房子而言是何等的重要。
常言道：“上梁不正下梁歪。”这话也说出了安正上梁至关重要。
前已述及，按照设计，万人大礼堂南北宽76米，东西进深60米，高33米，给这样又高又大的礼堂上长达60.9米的钢梁，对于当时没有重型长臂大吊车的施工队伍来说，是一道难题。倘若万人大礼堂无法上梁，整个工程就只能半途而废！
万里发动能工巧匠想办法。有人提出，用两个钢的龙门架，把钢梁吊上去。不过，这么一来，长长的钢梁容易打弯。有人提出，在大钢梁上焊接一个水平钢梁，增大钢梁的刚度，钢梁就不会弯曲。还有人提出，调整起吊的角度。真是“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工人们想出了巧妙的土办法。
1959年4月3日，采用这样的土办法上梁，万里亲临现场。他深知，能否上梁，关系到万人大礼堂工程的成败，非同小可。
据现场工作人员常金泉回忆：
人们屏住了呼吸，再次试吊开始了！随着马达的轰鸣，在仅仅60米宽的工地上缓缓地倾斜升起，经过漫长的几十分钟，钢梁没有打弯，第一榀钢梁终于稳稳地架到了预定位置。现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随着第一榀钢梁吊装成功，万里悬着的那颗心也放下了，他跟工人师傅一起欢呼起来。
由于首都“国庆工程”夜以继日，万里没有一天能在夜间12点之前入眠。天天如此，万里的睡眠越来越差。万里本来没有吃安眠药的习惯，但从那时候起，他必须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