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7-03-08 09:20
陶侃个人资料
本名：陶侃
别名：字士行、陶士衡、陶公、陶荆州、陶威公
谥号：桓
性别：男
民族：溪族
国籍：东晋
所处时代：东晋时期
出生地：庐江寻阳(今江西九江西)
祖籍：鄱阳郡枭阳县(今江西都昌)
出生日期：公元259年 逝世时间：公元334年7月30日
职业：军事家
职位：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大司马
爵位：长沙郡公
成就：平定杜?、张昌起义、陈敏之乱；治下荆州太平安定，路不拾遗；讨平苏峻，击斩郭默；武庙七十二将之一
典故：陶侃惜谷
曾孙：陶渊明
陶侃简介
陶侃字士行(公元259年－公元334年7月30日)，一作士衡。本为鄱阳郡枭阳县(今江西都昌)人，后徙居庐江寻阳(今江西九江西)。东晋时期名将。陶侃平定陈敏、杜?、张昌起义，又作为联军主帅平定了苏峻之乱，为稳定东晋政权，立下赫赫战功；他治下的荆州，史称“路不拾遗”。他精勤于吏职，不喜饮酒、赌博，为人所称道。在后将军郭默擅自杀害赵胤后，即率兵征讨，不费一兵一卒就擒获郭默父子，因而名震敌国。
陶侃出身贫寒，初任县吏，后逐渐出任郡守。永嘉五年(3年)，任武昌太守。建兴元年(33年)，任荆州刺史。官至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咸和九年(334年)，陶侃去世，追赠大司马，谥号桓。有文集二卷，其曾孙为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
唐德宗时将陶侃等历史上六十四位名将供奉于武成王庙内，被称为武成王庙六十四将。宋徽宗位列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
陶侃生平简介
陶侃字士行，原籍东晋鄱阳郡(今江西波阳县东北)人，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今江西九江)，东晋著名的军事家。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有许多少数民族。陶家迁居的庐江郡是?瓠蛮即溪族杂居的地方。溪族因杂处五溪之内，又称溪族。陶侃的相貌与汉人有所不同，因此曾被人骂为“溪狗”，史书上也说他“俗异诸华”。可见，他是少数民族。
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是吴国的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像陶侃这样“望非世族、俗异诸华”的人，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陶侃少年时丧父，家境清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
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精食”，让客人喝得特别高兴，即使是跟随范逵而来的奴仆也觉得大过所望。
等范逵离开时，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很感动，临别时问陶侃：“卿欲仕郡乎？”陶侃赶忙回答：“欲之，困于无津耳”。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这时恰逢州部从事来到郡里，他想借视察之名勒索赂贿，陶侃便让手下诸吏安心办公，自己出面对从事说：“若鄙郡有违，自当明宪直绳，不宜相逼。若不以礼，吾能御之 。”从事听了便退了出去。陶侃也未忘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众僚属皆面有难色。唯陶侃说：“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于是请行，众咸服其义。后长沙太守万嗣路过庐江，见到陶侃，陶侃对他特别虚心谦恭，使得太守大为惊讶，临别时对他说“君终当有大名”。令其子和他结交朋友，而后才离去。
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分，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
元康元年(29年)，惠帝后贾南风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心尽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
大约在元康六年(296年)，陶侃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 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分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多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张华在和陶侃谈话时，大吃一惊，认为他不同常人，陶侃很快便在张华的推荐下作了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
后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
当时预章国郎中令杨?与陶侃同在一州，声望很高，陶侃便去求见他，杨?称赞他说：“《易》称‘贞固足以干事’，陶士行是也”。于是和陶侃同车去见中书郎顾荣，顾荣非常奇怪，吏部郎温雅也对杨踔说：“奈何与小人同载？”杨?说：“此人非凡器也”。
尚书乐广想要召集荆、扬一带的士人，武库令黄庆向乐广进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黄庆则说：“此子终当远到，复何疑也！”。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年)，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
时黄庆已经作了吏部令吏，举荐陶侃补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
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永宁元年(30年)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而屯聚起事。
太安二年(303年)五月，晋延征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各地壮勇赴益州镇压李流起义军，引起民众怨恨，纷纷聚结反抗。义阳(今河南信阳西北)蛮族首领张昌乘机领导民众在安陆(今湖北云梦)石岩山举行起义，流落到荆州地区的巴蜀流民和逃避兵役者纷纷参加，声势浩大。晋江夏太守弓钦遣兵进剿，不能取胜。张昌遂进攻江夏郡治安陆，弓钦兵败逃奔武昌(今湖北鄂州)。晋新野王司马歆遣骑督靳满率部进讨，又被张昌击败。张昌进占江夏郡，立丘沈(改名刘尼，伪称系汉后裔)为天子，建立政权，自任相国，旬月之间，兵力达到3万人。
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晋廷应新野王司马歆请求发兵进攻张昌，命豫州刺史刘乔屯汝南(今河南息县)，荆州刺史刘弘据宛(今河南南阳市)。刘弘任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张昌利用晋廷皇室诸王争夺朝权，兵力难于集中之机，分兵四出，攻城略地。先遣部将黄林率兵2万进攻豫州，被刘乔击退。张昌亲率一路北攻樊城(今湖北襄樊市东北)。司马歆统兵出城迎战，全军溃败，司马歆被杀。
六月，张昌集中兵力北上攻宛，杀守将羊伊，又击败晋前将军赵骧。刘弘退守梁县(今河南临汝西南)，留陶侃等人守襄阳(今属湖北)，张昌转攻襄阳，不克。七月，东路义军在石冰率领下攻破江、扬二州。短短几个月，义军势力扩大到荆、江、徐、扬、豫五州的大部分地区。
刘弘陶侃的调精锐部队出襄阳向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反击张昌义军，刘乔遣部将李杨进攻江夏。陶侃与张昌多次激战，连连获胜，杀义军数万人。张昌逃奔下俊山(今湖北通城西北)，其众尽降。直到太安三年(304年)八月，张昌被晋荆州军俘杀，起义被镇压下去。
在作战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羊祜)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张昌起义被镇压后，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被封为东乡侯，食邑千户。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
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镇压石冰起义军有功的陈敏被封广陵相，自谓勇略无敌，渐有割据江东之心。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司马越为在诸王争权战争中打败对手，起用陈敏为右将军、前锋都督。陈敏见晋廷衰乱，遂于十二月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起兵反晋，命其弟陈恢及部将钱端南攻江州(治今南昌)，弟陈斌东攻各郡。晋扬州刺史刘机、丹杨太守王旷、江州刺史应邈皆弃城而逃。陈敏占据江东，自称大司马、都督江东诸军事，任命当地豪强、名士顾荣、周圯等40余人为将军、太守。并假称奉诏自长江入沔、汉迎接晋惠帝。时执掌朝权的河间王司马?以张光为顺阳太守，率步骑5000向荆州增援。刘弘命陶侃和武陵太守苗光屯兵夏口(今武汉)，南平太守应詹领水军为后援。
此时，陶侃已被刘弘命为江夏太守，另封应扬将军，率军抵御陈恢。陶侃备设仪仗，把母亲迎人官舍，乡里人都认为他很光荣。但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随郡内史扈环便到刘弘处挑拔他和陶侃的关系，他对刘弘说：“侃与敏有乡里之旧，居大郡，统强兵，脱有异志，则荆州无东门矣 。”刘弘则说：“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岂有是乎”！陶侃暗中闻知此事，立即派儿子陶洪和侄子陶臻去见刘弘，陈说情况，以解开刘弘的疑点。刘弘用人不疑，任他们为参军，给了他们许多赏赐把他们打发回去。时陈敏令陈恢军直逼武昌(今湖北鄂州)，刘弘让陶侃兼任前锋督护，率军抵御。
陶侃把运输船改作战舰，有人说这样作不妥，陶侃说：“用官物讨官贼，但须列上有本末耳”。于是攻打陈恢，连败其军。又与皮初、张光、苗光各军于长岐(湖北黄陂西南)迎击钱端。晋军以皮初率步军诱敌深入，张光、陶侃率步骑伏于岸上，苗光领水军藏舟于沔水之中，待皮初部诱钱端主力进入伏击圈后，水陆伏兵齐出，发动猛攻，大败钱端军。陶侃“戎政齐肃，凡有虏获，皆分士卒，身无私焉”。
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成为当时颇有才能的地方将领。光熙元年(306)，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
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永嘉元年(307年)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永嘉五年(3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
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左右为难，便说自己有病，对陶侃说：“华彦夏有忧天下之志，而才能不足，且与琅邪不平，恐怕事难办成”。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大怒，派陶臻回到华轶处。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非常高兴，“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
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
当时天下饥荒，山中贼众常常在江上打劫。陶侃令手下众将领装扮成商船行在江上来引诱劫贼，果然山贼来到，被抓获十几人，回来后经过审问，才知道这些人原来是西阳王司马漾的左右部下，陶侃十分不满，即刻派人去到司马漾处，逼他把以前的劫贼都交出来，陶侃在钓台整阵作后继。司马漾只得捆送帐下二十人，陶侃把他们全部斩杀。从此以后，水陆肃清，流亡的人都纷纷归投他，陶侃把自己当时所有资财全部分发给他们。又在郡东设立夷市，大收其利。
永嘉年间，巴蜀流民分布在荆、湘之间，屡为官吏、土民所侵害。永嘉五年(3年)春，晋湘州刺史荀眺欲以造反罪杀尽流民，流民四、五万家被迫起义反晋，共推蜀中才子，时任晋醴陵令的杜?为首领。杜?自称梁、益二州牧，领湘州刺史。四月，杜?起义军攻长沙(今属湖南)。五月，荀眺弃城逃奔广州，被起义军擒获。后伪降于征南将军山简，任广汉太守，击毙率众来攻的湘州郭察，南破零陵(今属湖南)、桂阳(今湖南郴州)，东攻武昌(今湖北鄂州)，杀晋官吏甚众。
永嘉六年(32年)，晋荆州刺史王澄屡攻杜?，均被起义军击败。晋琅?王司马睿遣周?接任荆州刺史。建平流民傅密等投奔杜?。杜?别将王真(一说王贡)袭沔阳(今湖北沔阳西南)，周?狼狈失守。晋庭只得遣陶侃率寻阳太守周访、历阳内史甘卓诸军共同镇压杜?起义军，征讨都督王敦进屯豫章(今江西南昌)为诸军后援。
建兴元年(33年)八月，杜?围周?于浔水城(今湖北黄梅县西南)，陶侃使明威将军朱伺救援，杜?退保冷口(今湖北蕲春县西南蕲州镇东南)。陶侃对诸将说：“此贼必更步向武昌，吾宜还城，昼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认能忍饥斗邪？”部将吴寄说：“要欲十日忍饥，昼当击贼，夜分捕鱼，足以相济”。陶侃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义军果然增兵来攻，陶侃又遣朱伺率伏兵迎击杜?，大破义军，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撤归长沙。
陶侃派参军王贡去到王敦处报捷，王敦说：“若无陶侯，便失荆州矣。伯仁方入境，便为贼所破，不知那得刺史？”王贡回答说：“鄙州方有事难，非陶龙骧莫可”。王敦认为他说得有理，即表陶侃为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领西阳、江夏、武昌，镇于沌口，又屯沔江(今湖北武汉汉阳西南)。十月，陶侃又率周访等进击杜?，再破义军。
陶侃派朱伺讨江夏，大获全胜，王冲自称荆州刺史，占据江陵。建兴二年(34年)三月，王贡回来后，背叛陶侃，假作陶侃命令，以杜曾为前锋大督护，进军斩杀了王冲，把他的手下众人全部俘虏。陶侃召见杜曾不到，王贡害怕自己假造命令被陶侃降罪，于是和杜曾举兵反叛，在沌阳大败陶侃的督护郑攀，又在沔口大败朱伺。陶侃想撤往滠中(今湖北孝感、黄陂二县以南)，部将张奕想反叛陶侃，于是对陶侃说：“贼至而动，众必不可”。陶侃于是犹豫不决没有前进，不久之后，义军到来，果然陶侃军队战败。再战，陶侃的坐船被叛军钩住，陶侃惊慌失策，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朱伺拼力战敌，加上周访救援陶侃，击败杜?军，才得以逃脱。张奕也趁机投降敌军。
这次惨败使陶侃被降罪免官，但王敦感到，要消灭流民的起义，还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
建兴三年(35年)二月，王敦命陶侃、甘卓等进攻杜?。陶侃率周访等进军入湘，派都尉杨举为先锋，大败杜?，屯兵于城西。因此战有功，陶侃的佐史辞对王敦说：“州将陶使君孤根特立，从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辅翼刘征南，前遇张昌，后属陈敏，侃以偏旅，独当大寇，无征不克，群丑破灭。近者王如乱北，杜?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驰，其余郡县，所在土崩。侃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子来之众，前后累至。奉承指授，独守危厄，人往不动，人离不散。往年董督，径造湘城，志陵云霄，神机独断。徒以军少粮悬，不果献捷。然杜?慑惧，来还夏口，未经信宿，建平流人迎贼俱叛。侃即回军溯流，芟夷丑类，至使西门不键，华圻无虞者，侃之功也。明将军愍此荆楚，救命涂炭，使侃统领穷残之余，寒者衣之，饥者食之，比屋相庆，有若挟纩。江滨孤危，地非重险，非可单军独能保固，故移就高?，以避其冲。贼轻易先至，大众在后，侃距战经日，杀其名帅。贼寻犬羊相结，并力来攻，侃以忠臣之节，义无退顾，被坚执锐，身当戎行，将士奋击，莫不用命。当时死者不可胜数。贼众参伍，更息更战。侃以孤军一队，力不独御，量宜取全，以俟后举。而主者责侃，重加黜削。侃性谦冲，功成身退，今奉还所受，唯恐稽迟。然某等区区，实恐理失于内，事败于外，豪厘之差，将致千里，使荆蛮乖离，西?不守，唇亡齿寒，侵逼无限也”。于是陶侃被恢复官职。
陶侃率军与义军前后数十战，起义军伤亡甚大，杜?最后向司马睿请降，司马睿任命其为巴东监军。但晋军诸将依旧不断进攻，杜?不胜愤怒，杀晋前南海太守王运，重新起义。遣部将杜弘、张彦杀临川史谢擒，攻陷豫章。三月，周访击张彦，斩之，杜弘奔临贺(今广西贺县东南贺街)。八月，杜?的将领王贡带三千精兵劫断官运，直向武昌。陶侃派伏波将军陶延夜中赶往巴陵，掩其不备，大败敌军，斩杀千余人，俘虏万余人。王贡逃还湘城，整军再战，陶侃远远地对他说：“杜?为益州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天下宁有白头贼乎”！王贡听了，面显惭色，陶侃心里明白他心有所动，于是继续写信劝降，还剪断自己的头发作为信物，王贡终于投降陶侃。起义军溃散，杜?逃走，死于途中。陶侃与南平太守应詹进占长沙。历时四年的杜?流民起义终于被陶侃等镇压。
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
但王敦此时对陶侃屡立战功感到特别不安，于是产生了很深的嫉妒之心。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王敦正欲专制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王敦以其从弟王?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并拒绝去南方。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王敦大怒，披甲执矛，想要杀陶侃，出而复回，如此往返三四次，陶侃正色说：“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于是起身去厕所。咨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对王敦说：“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援，我殆不免”！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广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其诈，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都请求乘胜攻打温邵，陶侃笑著说：“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竟一封信将温劭吓跑，被陶侃军在始兴抓获，陶侃遂进据广州。陶侃因功被封为柴桑侯，食邑四千户。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著。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陶侃在州无事，便早晨起来把一百块砖从斋里搬运到院中，晚又再把这些砖一块块地搬回屋里。有人问其中的原故，陶侃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人们都十分佩服，他勤力励志竟达至此。就这样，他在广州一直呆了十年。
太兴初年，陶侃进号平南将军，加都督交州军事。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起兵反晋。三月，陶侃领江州刺史，但并未直接参加平叛。
太宁三年(325)，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实际介入，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镇，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
东晋建立后，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永昌元年(322)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哄。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己，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士族之力平王敦。
王敦之乱被平定，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覆辙，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人，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使方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陶侃刺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陶侃入主荆州，“楚郢士女莫不相庆”。
陶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终日危襟正坐，无论遇到什么事，他都处理得滴水不漏，各种文件，全用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接待来访门无停滞。他常对人讲：“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
时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声言：“樗?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
陶侃不但对部下如此，对自己也是严格要求。平时有赠送东西的，他必要问明来源，如是力作所得，则欢喜地收下，还要加倍回赠；如是贪污官家所得，则立即退还，而且还要当面批评。一次出游，见有一人拿著一把未熟稻子，陶侃问他：“用此何为？”那人回答说：“行道所见，聊取之耳 。”陶侃大怒，说：“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让人抓住他打了一顿鞭子。每宴会饮酒，他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众人劝更少进，但他决不再饮。
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在他治理下，“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当是事实。
陶侃行事，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慎密细致。他曾主持造船，他下令把木屑和竹头都收藏起来，众人不知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木屑正好用来布地，方便大家进出。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伐蜀造船时，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时刻不忘为公事著想，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
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陶侃“性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人比之赵广汉(西汉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一个叫梅陶的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这确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太宁三年(325年)明帝病死，五岁的成帝即位。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庾亮对据上游、握强兵的陶侃颇为顾忌，一方面加强建康石头城的防卫，另一方面派温峤出任江州刺史。在东晋荆、扬的矛盾中，处于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调节上、下游关系的枢纽。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与朝廷关系密切，又要对荆州有所防备。明帝以陶侃为荆州，同时任应詹刺江州。应詹曾与明帝谋讨王敦，又与陶侃同为刘弘部下。应詹咸和元年(326年)卒。死前曾与陶侃书，望陶侃能“竭节本朝，报恩幼主”。可见明帝用心的良苦。庾亮与温峤，本是“深交”。其使温峤镇江州，用意与明帝完全相同。
咸和二年(327年)十二月，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自恃参与平定王敦之乱有功，且握有强兵，日益骄横，屡抗朝命。晋咸和二年(327年)十月，晋执朝政的中书令庾亮不从朝官劝阻，以历阳内史苏峻终为祸乱为由，奏请晋成帝诏令苏峻入朝，欲夺其兵权。苏峻闻讯，不赴命，同时派参军徐会往寿春(今安徽寿县)约豫州刺史祖约以讨庾亮为名，兴兵反晋。十一月，祖约派部将祖涣、许柳率兵同苏峻汇合。十二月，苏峻部将韩晃、张健攻克姑熟(今安徽当涂)，劫掠晋廷盐米。彭城王司马雄、章武王司马休反叛晋廷，投奔苏峻。京师建康(今南京)戒严。晋成帝以护军将军庾亮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左卫将军赵胤为冠军将军、历阳太守，命左将军司马流率兵于慈湖(今安徽马鞍山市东北，长江南岸)阻据苏峻。
咸和三年正月，两军战于慈湖，晋军失利，司马流战死，叛军攻陷慈湖。苏峻亲率兵2万自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渡口)渡江，与晋廷军战于牛渚山(今安徽采石)东北之陵口，晋军屡败。二月，苏峻攻至覆舟山(今南京玄武湖南)，逼近建康(今南京)。京师大乱。负责守卫朱雀航陵以东的尚书令卞壶统率诸军同苏峻军苦战，战败而死。防卫建康其他诸门的晋军也不敌苏峻军，纷纷溃败。庾亮逃奔寻阳(今江西九江西南)。苏峻兵入建康台城(皇宫所在地)，纵兵烧杀抢掠，驱役百官，改官树党，自称骠骑将军、录尚书事，控制朝政。并遣部将韩晃、管商、张健等分别攻下吴郡及义兴、晋陵等地(皆在建康东南)。三月，苏峻南屯于湖(今安徽当涂境)。
四月，镇守寻阳的江州刺史温峤与庚亮共推陶侃为盟主，移檄四方，共讨苏峻。车骑大将军郗誉也于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发兵增援。明帝死时，陶侃因“不预顾命”一直怀疑是庾亮作了手脚。后庾亮修石头城，也是针对他的。旧怨未消，又让他来对付因庾亮处置失当引起的苏峻之乱。陶侃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温峤屡说而不允。温峤坚持请求他回都，重又写信给他用他的儿子被杀一事来激怒他，他的妻子龚氏也劝他去，于是陶侃换上军装登上舟船，昼夜兼程向前进发。
荆州军至江州，议者咸谓陶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陶侃若杀庾亮，势必影响与温峤的关系，从而可能导致平叛军队的分裂。时庾亮“甚惧，用温峤计，诣侃拜谢”。庾亮有高名，为名士翘楚。他来谢罪，实出意外。陶侃“惊，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但仍愤愤地对庾亮说：“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
五月，陶侃、温峤联兵4万，直指建康。苏峻闻西线兵势强盛，自料难以在姑孰一带拦击，遂自姑孰还据石头城(今南京城西)，分兵抵御陶侃等。六月，陶侃诸军进至石头城。诸军想立即决战，而陶侃认为“贼盛，不可争锋，当以岁月智计擒之”。累战无功，诸将请求在查浦筑垒。监军部将李根建议，请求在白石垒驻军筑垒，陶侃不从，说：“若垒不成，卿当坐之。”李根说：“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极险固，可容数千人，贼来攻不便，灭贼之术也 。”陶侃笑著说：“卿良将也”。于是陶侃命在石头城东北筑白石垒，以防苏峻军冲击，并令郗鉴等还据京口(今江苏镇江)，以分散苏峻兵力。晋军同苏峻军在白石垒发生激战，庾亮激励将士，击退峻军。
七月，祖约因抵御后赵军失败，自寿春逃奔历阳。九月，陶侃遣将至句容、湖孰(今皆属江苏)等地烧苏峻军粮，后闻苏峻军急攻京口一带之大业垒，陶侃想派兵去援求，长史殷羡说：“若遣救大业，步战不如峻，则大事去矣。但当急攻石头，峻必救之，而大业自解”。于是陶侃遂督水军向石头进攻。温峤、庾亮统步军自白石垒南进击。苏峻遣将击败赵胤部，乘势率数骑突阵，遭晋军阻击，回营时，马失前蹄，被陶侃部将彭世等所杀。苏峻死后，其部属推苏逸(苏峻之弟)为主，闭城自守。此时，苏峻军兵势已衰。
咸和四年(329年)正月，赵胤派部将征讨占据历阳的祖约，祖约大败，逃奔后赵。二月，各路晋军进攻石头城，苏逸等败死。苏峻之乱被平。
在平定苏峻之乱中，陶侃以位重兵强被推为“盟主”。苏峻的士兵，多是北方流民，骁勇善战。庾亮率军进攻，为峻军所败，乃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而。’”陶侃对庾亮如此宽容，诸将谁不力战。其次，陶侃能听从建议和意见。如招郗鉴自广陵渡江扼守京口，对于东西夹击苏峻起了重要作用。诸军与苏峻军战，数战皆败。温峤军乏食，乞借粮，陶侃不欲借，并要撤军回荆州。经人劝解，陶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并打消撤军念头。苏峻之乱终于在诸军合作下得以平定。东晋政局危而复安。自此以后，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和东晋政治格局的变化，江南保持了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社会的安定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应该说，陶侃对于促进这一局面的出现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苏峻之乱后，陶侃因功而升为侍中、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加羽葆鼓吹，封长沙郡公，邑三千户，赐绢八千匹，仍驻荆州。
咸和四年(329年)十二月，晋右军将军郭默将入京赴任，向江州(治寻阳)刺史刘胤请求资助，刘胤不与，因而结怨。旋郭默听信谗言，遂率部袭杀刘胤及其部将，诬其谋反，并矫诏宣示内外。执政的王导以郭默骁勇难制，以郭默为江州刺史。陶侃闻知此事，认为其中有诈，于是派遣将军朱夏、陈修带兵据守湓口，陶侃带领大军跟随而进。郭默探知消息立即派人给他送来艺妓奴婢和丝绢百匹，写中诏呈现于陶侃，参佐多谏他说：“默不被诏，岂敢为此事。若进军，宜待诏报。”陶侃厉声说道：“国家年小，不出胸怀。且刘胤为朝廷所礼，虽方任非才，何缘猥加极刑！郭默?勇，所在暴掠，以大难新除，威网宽简，欲因隙会骋其从横耳”。于是派人上表征讨郭默。陶侃给王导写信，信中说：“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王导回信说：“默居上流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其有地。一月潜严，足下军到，是以得风发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邪！”陶侃看了回信大笑说道：“是乃遵养时贼也”。
咸和五年(330年)正月，陶侃与庾亮共讨郭默。二月，郭默畏惧陶侃欲退而南据豫章(今南昌)，适值陶侃率兵赶到。郭默只得出战，不利，遂入城固守。三月，庾亮军至湓口(今江西九江西北)，讨郭默诸军齐集。五月，郭默部将宋侯缚郭默父子投降，陶侃斩郭默。
实际上，王导和陶侃对郭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江州的争夺。王导对郭默擅杀刘胤表示的容忍态度，在于要笼络郭默以抗陶侃。陶侃指责王导并迅速出兵，是要将江州之地控制在手。陶侃夺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和中游。此时他已为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其权力之煊赫，在东晋一朝也是屈指可数的。
郭默在中原，曾多次与石勒等作战，所以他们特别畏惧郭默的英勇，现在听说陶侃讨伐郭默，兵不血刃而擒之，于是更加害怕陶侃。苏峻的部将冯铁杀陶侃之子然后投奔石勒，石勒收留下他，让他为戍将。陶侃闻知后，立即派人报知了事情原委，石勒便立即派人把冯铁召回斩杀。不久，陶侃奉命都督江州，领刺史，继而又移镇武昌。
咸和七年(332年)四月，后赵荆州监军郭敬再次攻克襄阳，七月，向南攻略江西(今长江下游北岸，淮水以南地区)。陶侃派其子平西参军陶斌及南中郎将桓宣乘虚攻克樊城。郭敬闻讯，回兵救援，与桓宣军于涅水(今河南西南白河支流赵河)激战，大败。陶侃又派其侄陶臻、竟陵太守李阳攻取新野(今属河南)。郭敬领兵退回，晋军收复襄阳。
战后，陶侃被任为大将军，剑履上殿，入朝不趋。陶侃坚持推辞不受，他上表说：“臣非贪于畴昔，而虚让于今日。事有合于时宜，臣岂敢与陛下有违；理有益于圣世，臣岂与朝廷作异。臣常欲除诸浮长之事，遣诸虚假之用，非独臣身而已。若臣杖国威灵，枭雄斩勒，则又何以加”！晋廷坚持给他这些特权。
六月，陶侃病重，他再一次上表请求退位，说：“臣少长孤寒，始愿有限。过蒙圣朝历世殊恩、陛下睿鉴，宠灵弥泰。有始必终，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极人臣，启手启足，当复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余寇不诛，山陵未反，所以愤忾兼怀，不能已已。臣虽不知命，年时已迈，国恩殊特，赐封长沙，陨越之日，当归骨国土。臣父母旧葬，今在寻阳，缘存处亡，无心分违，已勒国臣修迁改之事，刻以来秋，奉迎窀穸，葬事讫，乃告老下?。不图所患，遂尔绵笃，伏枕感结，情不自胜。臣间者犹为犬马之齿尚可小延，欲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龙，是以遣?丘奥于巴东，授桓宣于襄阳。良图未叙，于此长乖！此方之任，内外之要，愿陛下速选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则臣死之日犹生之年。
陛下虽圣姿天纵，英奇日新，方事之殷，当赖群俊。司徒导鉴识经远，光辅三世；司空鉴简素贞正，内外惟允；平西将军亮雅量详明，器用周时，即陛下之周召也。献替畴咨，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赖。谨遣左长史殷羡奉送所假节麾、幢曲盖、侍中貂蝉、太尉章、荆江州刺史印传启戟。仰恋天恩，悲酸感结”。朝廷批准，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愆期，加封督护，统领文武。
咸和九年(334年)六月，他在离开荆州任所前，“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亲交专人保管，然后才登船赴长沙。“朝野以为美谈”。第二天(六月乙卯，即公元334年7月30日)，病逝在途中的樊溪。时年七十六。根据他的遗嘱，葬在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
成帝闻知陶侃病逝的消息，十分悲痛，下诏说：“故使持节、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经德蕴哲，谋猷弘远。作?于外，八州肃清；勤王于内，皇家以宁。乃者桓文之勋，伯舅是凭。方赖大猷，俾屏予一人。前进位大司马，礼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吊，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鸿胪追赠大司马，假蜜章，祠以太牢。魂而有灵，喜兹宠荣”。并谥桓。
点评：陶侃在军中四十一年，“雄毅有权，明悟善决断”。作为一代名将，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陶侃颇有建树。他出身贫寒，又是江南的少数民族，在西晋风云变幻中，竟冲破门阀政治为寒门入仕设置的重重障碍，当上东晋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而颇有治绩。他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晋书》、《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记载著不少有关他的遗闻逸事。他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赞扬的，贬斥的，以及为他辩诬的人都有。
《晋书?陶侃传》称侃曾“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后代一些史家认为陶侃一生尽心于国，“折翼”云云是《晋书》作者的诬枉。但通观东晋一代，荆州刺史以其所处政治军事的重要地位，或与中央对抗，或遥制朝权，陶侃也不会例外。况且，咸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后曾欲起兵废黜执政的王导。所以，《晋书》所云陶侃“潜有窥窬之志”是有根据的。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总上流却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这与陶侃的经历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
陶侃自称“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他在门阀政治下挣扎奋斗几十年，才得以出人头地。但仍为士族们瞧不起(陶侃身任荆州刺史时，温峤仍称之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士族们不会允许一个寒门总揽东晋朝权的。陶侃明白自己的处境，也不敢轻易侵犯士族权益。其次，元帝、明帝两朝荆、扬对峙，荆州占绝对优势的形势在成帝时已经发生变化。咸和四年(329年)，徐州刺史郗鉴移驻京口，京口遂成长江下游重镇。京口距建康仅二百余里，便于接应，从而大大加强了建康的实力。咸和五年，陶侃“尝欲起兵废(王)导”，事先征求郗鉴的意见，因“郗鉴不从乃止”。这种上、下游间实力的变化，使陶侃虽有“窥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
陶侃晚年位极人臣，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对他个人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既可维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的家业，又可保住子孙的前途。然而，他还欲在北伐有所作为。荆州西临成汉，北接后赵。咸和七年(322年)陶侃遣母丘奥经营巴东，又遣桓宣收复为后赵占据多年的襄阳。襄阳为荆州北门。它起著阻止后赵沿汉水南下的作用，又是东晋经略北方的一个重要阵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因其病重而作罢。他的这种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丧失进取心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名篇有《逊位表》、《祖国赋》，著有文集二卷行世。著名文学家陶渊明，即陶侃曾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