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钱如粪土无私资助孙中山革命的民国奇人

逍遥右脑  2016-12-09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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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奇人张静江

张静江(1876~1950)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原名增澄,又名人杰。出身巨商。早年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报,鼓吹无政府主义。1907年加入同盟会。1925年起任广东国民政府常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理主席、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主席、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浙江省政府主席。1930年被迫辞职,寓居上海,经办实业。抗日战争爆发后赴瑞士、美国。后病故于法国巴黎。

◎必须有一批个体成员超越现成的社会结构,努力把自己发展成为跟国家社会同等高度的精神人格,以参与国家制度的安排建设,民族国家才会摆脱传统社会的超稳定局面,而获得长足的进展。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革命的队伍里诚然有投机者、起哄者、小贩、幻想症患者,但开辟新世纪的革命家们多有理想,有仗义疏财、毁家纾难的精神和实践。他们视金钱如粪土,而视道义、友谊、文明等等为生命的最高价值,人生的飞扬展开在他们是自然之事,又是他们不得不如此的本质。在后革命、或祛魅社会的人们看来,革命家们那种集理性、欲望和精神气魄于一身的人生行状已经是不可理喻的张狂之举,是不可企及的德性高标。

张静江就属于这样的革命家。

张静江本是商人的后代,他自己在商场也长袖善舞。他跟晚清名臣孙宝琦出使巴黎,在父亲的鼓励下,发展海外贸易,获得成功。但他并没有为此满足于做社会分工中的商人角色,或做政府的小公务员,而是因缘际会,进入了国家制度的参与建设层面,介入了时政。

在巴黎,对清政府腐败无能反感的张静江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一名激进的反清革命的倡导者。1905年,张静江与吴稚晖、李石曾三人成为莫逆之交,联合陈璧君、蔡元培等人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刊行《新世纪》周报、《新世纪丛书》和美术画报《世界》,开中国人宣传无政府主义之先河。他经常在旅欧华人中发表反清言论。由于他的清使馆随员的特殊身份,听众怀疑他别有用心,不敢与他交往。尽管如此,以“宣讲师”自居的张静江依然故我,逢人即倡言革命、寻找知音。一次,他陪同孙宝琦到比利时参观,见人大谈革命道理,结果被当地留学生中的革命党人误认为奸细,几乎遭到殴打,幸亏他一阵疾走才逃脱。这种狂热而孤独地宣扬革命的经历,几乎是任何时代渴望变革又找不到具体道路的众多仁人志士的共性。这些人也容易颓废成为大变革时代的“多余人”、“畸零人”。

但张静江却没有怀才不遇的伤感,也没有犬儒颓丧的消沉。为寻求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之路,他主动结识同路人。1905年,二十八岁的张静江坐船办事,得知孙中山也在同一船上时,就去结交孙中山:“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张静江给孙中山留下地址,相约通电暗号,电文以ABCDE代表不同的数码:A为一万元,B为二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两年后,东京同盟会本部经费枯竭,筹款无着。孙中山万般无奈之际想起与张静江邂逅之事,便对黄兴谈起,想往巴黎发一封电报试一试。他们就给这个清政府使馆官员发电文,写了一个“C”字。很多人大惑不解,有人说孙幼稚可笑,有人说孙滑稽荒唐,还有人跟孙中山打赌:“仅凭一个C字,能讨来三万法郎,岂非太阳从西边出?”(据说当时孙中山的生活费一天仅为一角五分。)但数日后果真有三万法郎从巴黎汇到,革命者们大为惊喜,视若“天佑”。

后来孙中山为筹集广东及云南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又先后以A字和E字致电张静江,张两次都如约汇到一万和五万法郎。为此,孙中山让胡汉民代笔函谢张静江,并详述军事行动及款项开支情况。张静江复信说:“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以后孙中山有急事需求援,张静江总是想办法如期按数汇款。孙中山曾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古人有为国毁家纾难之说,张静江的行为正是这样。孙中山与张静江初识时即称他为“奇人”,后称他为“民国奇人”,以后称“革命圣人”,并题“丹心侠骨”相赠。

把家产捐给革命,张静江对国民革命的贡献可见一斑。有人曾说,没有张静江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早日成功。实际上,张静江的侠义不仅表现在对革命事业上,在生活中,他也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有勇气有毅力的人物。他本名增澄,字静江。年少即好交友,喜欢李清照“生当为人杰”之语,而改名人杰。他小时即富有远见,在他的建议下,家里购置灭火器材,时人称为“洋龙”,以取代我国传统的老式的救火工具。他虽是富家子弟,却跟工人们一起救火。因救火落下残疾,但他有毅力让自己成为骑马和骑自行车的高手。十八岁时,张静江乘轮船去上海,轮船被撞下沉,张静江得船主之助脱险后,马上想办法救其他人,他请众人帮忙:“谁能救出一人,愿赏大洋一百元。”船上人都知道张家公子说话算数,纷纷下水救人,他当场写了十四张纸条给救人的乡民。当他后来回家查账时,发现凭条领取谢银的只有八张,还有六人没有来拿钱,就让账房去查明姓名,马上送银上门。此事一传开,南浔镇上一片赞誉,张静江急公好义、慷慨豪侠的美名一时传遍。

可以说,张静江当得人杰之名。从他少时的作为中不难理解,这个有见识也有担当的人迟早会进入时代的中心地带,而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这也符合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规律,即必须有一批个体成员超越现成的社会结构,而努力把自己发展成为跟国家社会同等高度的精神人格,以参与国家制度的安排建设,民族国家才会摆脱传统社会的超稳定局面,而获得长足的进展。张静江虽然是商人之后,却在这种大变革的年代里弄潮,以政闻名,以至于有人称他是“现代吕不韦”。他在二十世纪初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是二十世纪初江浙财团的四大亨之一,是国民党的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称他为中华第一奇人,毛泽东认为他是有“经济眼光的人”,陈果夫则称他为“党国理财”第一人,蒋介石更称他为“革命导师”。孙中山去世后,正是张静江的远见和鼎力相助,他的盟弟蒋介石才得以在巨头林立、一盘散沙的国民党内脱颖而出,入主国民政府。

南京政府成立后,张静江呼吁全国转入建设,他对人说:“总理(孙中山)提过的,革命就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惟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他的呼吁得到了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的支持。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作出了决议,成立建设委员会,直属国民政府,由张静江任主席。1929年,张静江就组织举办了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开我国商贸博览历史之先。他还从发展基本建设入手,确立铁路、电气、通讯、水利为国家第一先上项目。亲自选人才、定计划、设结构、筹经费,强调勤俭快捷的办事作风。先办电厂,又筹建全国无线电台,创办淮南煤矿,开办江南汽车公司、淮南铁路公司。建设委员会从成立之日起至1938年的十年间,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拿政府薪水的张静江仅领公款十余万元,而为国家创造财产达五千余万元,为后来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顾准曾说,“革命者在革命胜利后应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张静江可以说是最早的实践者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如此,相当多的革命者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旗帜下走向自己的反面,以革命的名义腐败,享受、独占权力。张静江在革命的异化年代不可避免地被排挤出权力的核心,他以盟兄之患难帮助蒋介石执掌最高权力,但他并没有分享什么权力,反而跟盟弟逐渐疏远。当宋子文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后,他就成了有职无权的摆设。最后,花甲之年的张静江在空门中找到了归宿。

张静江的晚年备受冷落,只到死时才又极一时哀荣。1950年9月3日,七十四岁的张静江病逝于纽约。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等都纷纷电唁,并给遗属汇寄治丧费。9月16日,台湾“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中央党部”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亲自为他主持追悼会,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六年后,在张静江八十岁诞辰纪念会上,蒋介石又为其题词:“毁家纾难,以从事革命,踔厉无前,以致力建设,侠骨亲情,高风亮节,一代典型,邦人永式。”

一代人杰,如此人生,不算悲剧,更不妄虚度。

张静江故居在湖州古镇南浔,是典型的江南豪宅。大厅内有清末状元张謇所题的匾额“尊德堂”,中堂系谢公展的画作,两侧是孙中山题写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抱柱联则为翁同?所题“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我国革命家的风范令人感慨。

一代人杰,如此人生,已泽亲朋,更惠及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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