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大脑:林丹不是一个好榜样

逍遥右脑  2016-10-09 18:18


  【导语】上周五的《最强大脑》中国队以3:1战胜德国队完美收官,回顾该节目,一直带来的争议不断,尤其是对那些天才少年的褒贬不一,他们成为了人们争议的焦点,也引发了我们对孩子的童年和早期教育深深地思考。


  “12岁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李永波问林丹。

  “我……我在参加少儿羽毛球锦标赛,拿了全国冠军。”

  “嗯,是的,当时少年羽毛球还没有世界比赛,要不然林丹也会是世界冠军。”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很自豪地说。

  这是最近比较火的科学类真人秀节目《最强大脑》里的几句对话。李永波和林丹作为嘉宾,正在观看、点评一场非常让人唏嘘的对决——安德烈和李云龙,分别来自意大利和中国的两个12岁小男孩,进行超强记忆能力大对决。

  他们PK的项目是“新郎新娘配”:现场51对新人打乱顺序排列,两位挑战者交错方向同时记忆,之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模型摆放。李云龙一开始领先一步,但当主持人先核对安德烈的成果时,李云龙却大哭起来,嘴里反复念叨“我记对了,但摆错了。”

  (上图为李云龙在《最强大脑》现场崩溃大哭,当时主持人正在核对其对手安德烈的记忆情况)

  因为最终的结果富有戏剧性(李云龙原以为自己输了,但后来发现自己的摆放顺序同样正确),现场的各位嘉宾开始聊起孩子的童年话题。李云龙比赛前就称自己要不辱父亲之使命。正是基于此,12岁的他几乎没有周末和节假日——父母为了让他保持天才之大脑,不希望他“浪费”时间到玩乐上。

  相比之下,安德烈说自己参加比赛首先是为了享受这一过程,然后才是希望赢得比赛。他每周都有两天的周末时光,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也会去踢球。他不理解的是,这是常识,是权利和自由,为何会成为讨论的话题。

  安德烈虽然在记忆能力上输给了李云龙,但他赢得了观众们的尊重。特别是当李云龙大哭时,安德烈过去给他拥抱。他对主持人说:“我很担心李云龙,他看起来很难过。”

  我不想就中外教育方式之差异评头论足。我想回到李永波对李云龙父亲“将童年还给孩子”的建议上。一方面,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孩子牺牲的东西太多了,一味的求胜欲和只能赢不能输的心态,只能让危险因子潜伏;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宣扬林丹12岁获得冠军的了不起,言外之意是:林丹乃孩子们的榜样。

  可我们一想就知,林丹当初为了取得冠军,童年也是缺失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林丹的童年要比李云龙残酷得多,同样没有周末,没有自由。即使他12岁取得了少儿男单冠军,接下来几年的职业生涯更苦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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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多时候是分裂动物,一边批评别人,一边自己就是别人。李永波批评李云龙的父亲为了自己的使命,而让孩子童年没了色彩,但于李永波而言,林丹何尝不是因为首先完成了他——教练——的使命,而成为其现在不论任何场合频繁宣扬的“榜样”。


  (上图为林丹和李永波在《最强大脑》现场)

  当自我使命被绑架

  “使命”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若仿效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在去实现个人使命之前,要实现许多别的使命。

  在西方的语境里,做任何事情,首先要遵从神的旨意,然后听从内心的声音。而在中国,这个过程当中还包括了父母使命、TA使命和复杂的社会使命等。仍拿李云龙为例,他还是个孩子,但他站在电视镜头前的那一刹那,他身上就同时被寄予了以上使命(生存使命自不必言)。

  父母希望李云龙能“争口气”,这是父母使命。李父脸色和情绪波动将他培养孩子的方式和态度暴露无遗,当孩子用很短的时间记忆下面前102位新郎新娘的位置排列规律时,他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当孩子大哭不止时,父亲一开始尴尬,而后大吼一句“儿子,可以了!”而当结果发生戏剧性变化,儿子“赢”了时,他又表现得非常欣慰。这里弥漫着父爱,但更多的是——控制欲。

  “他使命”其实可以称之为“典型性使命”。譬如李云龙会接受到许多“鼓励”——“你能行的,一定会赢意大利的安德烈的”,“林丹12岁的时候是少年冠军,你一定也会是少年最强大脑的!”诸如此类的“正面典型使命”,和“那个谁谁谁,他当年也很强,但因为松懈,只是昙花一现,你可不能学Ta!”式的“负面典型使命”。

  而“社会使命”不言自喻,孩子不管大小,都有社会属性。一个普通人会受到许多期许和约束,孩子亦然;如果“不幸”有了名气,背负的社会使命会更重——当然如果你不在乎的话,那些都是浮云,但是又有成年人能做到,何况孩子。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最强大脑》这种“中外PK赛”的形式欠妥。“科学也流行”本是挺好的愿景,融入娱乐元素和挑战色彩也很好,但毕竟有孩子参加,如果大打并大肆渲染民族牌——谁的记忆力更强,谁就是“为国争光”的标志——就太意识形态了。

  中国的孩子真的不容易。因为大都要在很晚的时候,才能做自己、做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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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袭面包店》的灰色哲学

  自我使命被其它使命“绑架”的症结在哪里?在于人对于自己无法实现之愿望的耿耿于怀和寄托心理。

  村上春树在《再袭面包店》讲的故事很简单,一对夫妻本来是去抢劫面包店的,但和面包店老板一勾兑,抢劫变成了“交换”。这听起来不赖,但毕竟没抢成啊,“我”没证明自己的能力啊,不行,我们终究还得再去真正抢一次——幸亏小说中没提到他们的孩子,否则这对夫妻会鼓励孩子去完成抢劫面包店的夙愿。

  2013年前的十年,我是一名专注报道和评论中国富豪群体的财经记者与专栏作家,看到、听见、接触过太多富人“绑架”子女使命的案例——因为自己小时候家境贫困,一年到头只吃一次肉,所以现在给孩子最好的食物和生活环境;因为自己是草莽出生,没上过几年学,当听说美国的教育好,就把还不会打酱油的孩子送出去;再到后来,因为太有钱太安逸了,孩子出现了不良嗜好,于是规定从现在开始孩子每年必须去农村呆上一个半个月……


(中国孩子使命层次论)

  凡此种种,不是拔苗助长,就是矫枉过正。童年之于孩子并非童年,仍是被控制的梦魇。

  我采访过一个企业家,他从小就给孩子制定好了成长路线,且让孩子将比尔盖茨视为人生偶像。不久前,他的12岁的儿子(对,很巧,也是12岁)离家出走了,原因是儿子觉得他请的私塾老师“太烦人了”。这位企业家说起来这个“不争气”的孩子时气不打一处来:“比尔盖茨小时候多听话!”

  我真想告诉他,比尔盖茨12岁的时候是个捣蛋虫,不但不听话,而且总是让老妈暴跳如雷,盖茨的老爸带儿子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的建议是,“如果你们继续和孩子斗争,孩子一定是胜利者;如果你们减少对他的干涉,你们将都是胜利者。”

  如何才能控制住自己的控制欲?如何像少年商学院提倡的一样,让孩子真正成为具有独立、好奇、未来公民品质的孩子,拥有原本就属于自己的童年?

  很简单,就是作为父母的我们,回到童年,让孩子遇见我们,或我们去遇见孩子——这里的“童年”更多是指一种童年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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