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6-07-15 11:36
当时上海依赖舞厅生活的职工达2．7万人，此令一下，立即遭到反对，“弹性女郎”们立即组织起来，冲进社会局，把平日颐指气使的官僚们吓得屁滚尿流，狼狈鼠窜，政府只得下令暂缓推行“禁舞令”。此事在上海史上叫作“舞女风潮”。
有人说，三千年看西安，五百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上海的历史文化资源不及西安、北京那么悠久，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社会变化发展的缩影，因此值得好好收藏、整理、研究。《上海珍档》的出版，传递出了一些人们希望了解的半个世纪以前上海历史文化风貌的信息，尽管是一鳞半爪，但显示出了多角度、多层次的阅读价值。本报特摘选其中若干篇，以飨读者。
老上海跳舞业的流变
交际舞随侨民传入上海
跳舞是指交际舞，又称“舞厅舞”（ballroomdance），一种西方人喜爱的社会交谊手段，它是随着侨民一起进入上海的。早期被上海人译为“跳戏”，后来才改称“跳舞”，上海人只把它当作一种蛮滑稽的“西洋镜”，是只看勿白相的。
外滩2号的英商上海总会建成于1864年，里面就有跳舞厅。1872年《申报》载《沪上西人竹枝词》多首，其中有描述西人跳舞的：“玻杯互劝酒休辞，击鼓渊渊节奏迟。入抱回身欢已极，八音筒里写相似（思）。”
上海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但是，西方的跳舞一开始很难被上海人接受。这一方面因中国传统礼教严禁妇女参加社会活动，更在于跳舞是一种奔放的、激烈的全身运动，“三寸金莲”的小脚女子根本难以适应。
“百乐门”上海滩独领风骚
辛亥革命后，新政权把缠足当作对妇女迫害的陋习给予禁止和取缔，不过放足的女子依然是“小脚女人”，行动依然不便，上海跳舞业须待未缠足幼女成年后才会兴旺发达起来。
据记载，1922年英商开设的大华饭店（旧址在今江宁路美琪大戏院一带，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的世俗婚礼在此地举行，并举行盛大舞会。原建筑于1930年左右拆除）设立营业性舞厅，成了上海乃至全国出现的第一家商业性公共舞厅。但是由于当时会跳舞的中国人少得可怜，所以营业情况并不理想。1923年，总部设在天津的中国影戏公司为了抢占上海电影放映市场，在派克路（今黄河路）创建卡尔登大戏院（今长江剧场），为吸引观众，戏院还附设卡尔登舞厅和卡尔登咖啡馆，它成为中国人创办的最早的商业性舞厅。
据1928年《上海指南》记录，当时上海有大中华、巴黎、桃花宫、远东、爵禄（西藏路）、月宫、凤凰、、大东、东亚、新新（南京路）、嫦娥（天主堂街）等十数家舞厅，大部分集中在西藏路、南京路、北四川路一带。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上海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迅速增大，上海人的跳舞也蔚然成风，商业性舞厅业得到了较大发展。1932年，中国商人顾联承投资70万两白银在静安寺兴建ParamountHaII，中文名为“百乐门”。“百乐门”舞池地板为框架整体结构，下面用许多汽车弹簧支撑，即所谓的“弹簧地板”，当众人共舞时，会产生震动或倾斜，造成一种兴奋的感觉；中池和小池一般提供集团包租；习舞池则配有专职教练员，无偿为初习者服务。
“百乐门”首创上海娱乐业的签单制度，有一定身价的熟客可以签单消费。据说，一次新沙逊洋行老板沙逊到“百乐门”白相，他准备签单时，恰遇一位不认识沙逊的服务生而被拒绝签单：“你假如真的是沙逊，何不自己去开一爿跳舞厅，省得来此地被人家轧进轧出。”沙逊十分恼火，后来果真造了“仙乐斯舞厅”。
“弹性女郎”与“舞女风潮”
那时，跳舞是一项时髦的娱乐活动，但会跳舞的人不多，敢在公共场合男女相拥跳舞的更少，于是跳舞学校、跳舞养成所等纷纷开设，专教要时髦、不懂舞术的青年们。当时，愿意在舞厅跳舞的男性较多，而敢于去舞厅跳舞的女性很少，于是舞女就作为一种职业产生了。
舞女，英文叫作dancinggirl，上海的“洋泾浜英语”谑之为“弹性女郎”。“弹性女郎”往往主宰了舞厅的命运，为此“百乐门”订立了严格的陪舞制度，规定只有经过考核并发给伴舞证的“弹性女郎”才能进入“百乐门”伴舞，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弹性女郎”和跳舞者的利益和安全。据说，“百乐门”一位优秀“弹性女郎”的收入可达“百乐门”中级职员的10倍以上。“弹性女郎”队伍的发展，刺激和促进了上海舞厅业的发展。
跳舞业在旧上海被列为“特种商业”，舞厅秩序直接关联社会治安，所以，租界和华界先后多次制订和公布《管理舞场条例》、《舞女规则》、《取缔舞女营业规则》，对舞厅及舞女的营业方式和约束舞女行为作出规定和限制。
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颁布“勘乱建国总动员令”，9月9日，上海市政府为配合“总动员令”，落实“厉行节约”措施，下达“禁舞令”，限9月底前关闭全部营业性舞厅。当时上海依赖舞厅生活的职工达2．7万人，此令一下，立即遭到反对，“弹性女郎”们立即组织起来，冲进社会局，把平日颐指气使的官僚们吓得屁滚尿流，狼狈鼠窜，政府只得下令暂缓推行“禁舞令”。此事在上海史上叫作“舞女风潮”。
1949年解放后，上海采取措施妥善安排舞女出路，逐步关闭舞厅。1956年，上海的营业性舞厅基本关闭，替而代之者是“苏联老大哥”带来的“交谊舞”、“集体舞”。□薛理勇文
周信芳情恋风波真爱受阻
1928年，时年不到30岁、艺名“麒麟童”的周信芳正活跃在上海京剧舞台上。当时上海一个大户人家的爱女、芳龄18的裘丽琳在看戏时，爱上了周信芳。裘丽琳的外祖父是苏格兰人，因此她身上有四分之一外国血统。两人的自由恋爱很快成为小报竞相追逐的花边新闻。但是纵然“麒麟童”名声再大，在上流社会看来，他终究不过是一个“戏子”，况且周已有了妻室，更使得裘家对最为宠爱的小女儿“三小姐”严加训斥，强行看管，不许出门。
裘丽琳兄长裘剑飞的“老头子”是黑社会大佬张境湖。为此他邀请了二十多位小报记者赴一品香饭店，一则派发红包，一则暗示大家“识相”。果然煞住了小报炒作周裘相恋的风头。
控制舆论之后，裘剑飞派人警告周信芳：与裘丽琳断绝来往，否则将他赶出上海，还要向他“借只脚用用”。同时，裘剑飞雇了眼线日夜盯梢周信芳，不让他有自由活动的空隙。
私奔出走
外部压制的力量强大，但热恋情人更加矢志不渝。裘丽琳在家里写信托人外出时投入邮筒，周信芳收到信后则派跟班到裘丽琳窗下的街道上来回走几趟，裘丽琳便知道信已为周郎收到。
这时，一位出身官宦、留英回国接掌庞大家产的年轻人进入裘家视线。裘母当即应下这门婚事，派人到天津把裘丽琳的庚帖送去，然后带回男家定礼———一对金镶翡翠手镯和一只8克拉钻戒。
但就在这个时候，裘丽琳乘家人看管懈怠，穿着睡衣拖鞋伺机逃出了家门！然而她不敢去找周信芳，而是坐上黄包车先去了圣贞德女校一位要好的中国同学家中。这位同学便前往通知周信芳。周信芳觉得，现在裘丽琳只有离开上海，先暂避到苏州去。于是他当即去火车站买票。当天黄昏，周裘两人便到达了苏州。周信芳在阊门外找了一个僻静干净的小客栈将裘丽琳安顿下来，登记时用的是假名，两人以兄妹相称。然后周信芳当夜又赶回上海，因为次日还有他的戏码。临走时他再三叮嘱裘丽琳把门锁好，绝对不要走出房间。
其时，裘家早已发现“三小姐”不见了，等到裘剑飞携手枪带人直扑周信芳家时，周已不知去向。四处追寻之下，在火车站问到一个“黑帽子”（票务人员），他漏嘴道：因为自己是京戏迷，刚刚才将周信芳领到去苏州的火车座位上。裘剑飞立即带着人马连夜赶往苏州，在各大旅馆逐一搜索，一无所获。
裘家勃然大怒。他们登报公开谴责裘丽琳，并声明和她脱离关系。
裘丽琳只好给母亲写了好几封请求宽恕的信，但是毫无回音。在受到人身威胁之下，裘丽琳只得以法律进行自我保护。于是，上海的好几家大报在同一天登出了某著名律师启事：本律师受聘于裘丽琳小姐担任其法律顾问，本律师的当事人已经成年，依法享有公民权利，任何人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和侵犯其合法权益，否则本律师将依法提起诉讼云云。
回归上海
在当时的上海，法律也许可以暂时保护裘丽琳的人身自由，但是无法排解周裘两人所遭到的各种势力的压迫。于是，“麒麟童”和上海滩上“大人家”的小姐裘丽琳不得不离开上海。但是两人恩爱厮守，周信芳时常在外埠跑码头唱戏，裘丽琳则始终陪伴在他身边。
多年后，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并且终究获得美满的结果。也许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周信芳在这段时间里，办妥了与前任妻子的离婚事宜。这就使得与裘丽琳的关系以及社会对他们的接纳具有了合法性的基础。而周裘两人的事实婚姻木已成舟，时过境迁，怨愤渐渐疏淡，骨肉亲情又渐渐重新萌生。其次，裘丽琳非常聪明。当时上海滩的戏班背后都有黑社会势力，这时，她背着周信芳，私下里跑去给黑社会的老大磕头赔罪。这个方法果然奏效，在黑社会“谅解”以后，周、裘一家重返上海的麻烦也就得到了结。
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当时上海的社会风气已经十分开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地方经由法律认定的自主婚姻和自主离婚，在全国的比例是最高的。
回到上海后，周信芳和裘丽琳在一家最著名的酒店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而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和父亲了。□李庄文
上海的咖啡香 从“磕肥”到咖啡
咖啡是舶来品，刚传入上海滩时，赶时髦的新派人物喝了，往往叫苦不迭，没想到竟像咳嗽药水一样难喝。慢慢地随着西餐在上海滩的推广和普及，咖啡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所喜爱。朱文炳的《海上竹枝词》（1909年）中，已有描写咖啡的诗句，同年上海基督教会出版的《造洋饭书》中也提到了咖啡。
早年咖啡的译名五花八门，甚至还有“磕肥”的译法。以咖啡能减肥这一点观之，倒也颇为形象贴切。清末毛元征《新艳诗》中有“饮欢加非茶，忘却调牛乳。牛乳如欢谈，加非似依苦”之说；民初“鸳蝴派大家周瘦鹃《生查子》词中也有“更啜苦加非，绝似相思味”，这就又把咖啡与相思、悲苦、离愁等中国文学中的传统意象联系在一起了。
咖啡馆在上海滩的出现自然要晚一些。不过，当时英法租界里众多西餐馆兼具咖啡馆的功能，同样能品尝上好的咖啡，也是不争的事实，在陈定山的《春申旧闻》等老上海“经典”中就有具体的描绘。但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滩大量涌现，大概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事情，诗人林庚白写于1933年的《浣溪纱•霞飞路咖啡座上》云：“雨了残霞分外明，柏油路畔绿盈盈，往来长日汽车声。破睡咖啡无限意，坠香茉莉可怜生，夜归依旧一灯莹。”就是极为鲜明的写照。
作家与咖啡店
田汉1921年创作的独幕话剧《咖啡店之一夜》，是最早在新文学作品中抒发“咖啡馆情调”的。此剧虽写于日本，背景恰恰是老上海的咖啡馆。《咖啡店之一夜》展示的是个性的觉醒、自由的渴望和“新浪漫主义”的体验和感伤，把咖啡馆和文学的现代性诉求联系在一起了。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北四川路上有名的“上海咖啡”的开张，更酿成了一场影响不小的新文坛公案，催生了鲁迅一再讽刺过的创作“三角恋爱”小说的高手张资平。
说到与文学关系密切的老上海咖啡馆，同样坐落在北四川路上的公啡咖啡馆也不可不提。这是当年鲁迅与“左联”领导成员和中共地下党代表秘密接头商谈的一个场所，鲁迅日记上有多次去“公啡”啜饮咖啡的记载，尽管鲁迅并不喜欢喝咖啡。“公啡”的地位是如此重要。
日本尾崎秀树在《三十年代上海》一书中讨论上海左翼文化时也专门提到它。遗憾的是，“公啡”已不复存在，而今见到的“公啡”则是不折不扣的“假古董”。邵洵美、曹聚仁常光顾“俄商复兴馆”，叶灵凤、施蛰存等经常光顾华盛顿咖啡馆，则又是另外的生动有趣佳话了。
文学中的咖啡
作家马国亮曾在《咖啡》一文中写道，他在当时上海一家咖啡馆里无意中听到两位女人谈话，“她们谈的是文艺，国民党，政治，什么都谈，她们说完了郭沫若，又说鲁迅、郁达夫、汪精卫、蒋介石”，马国亮对此颇感意外。其实这是咖啡馆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咖啡馆不是单纯喝咖啡的地方，而是现代都市中的一个“公共空间”。西谚有云：“咖啡馆是新伦敦之母。”对老上海的咖啡馆虽不能这样评估，但马国亮的这段记载，也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告诉当年上海的咖啡馆文化是多元的，是值得探究的。
如果要问当年有哪些新文学作家写过上海的咖啡馆，那可以开一份长长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名单。徐讦的《吉卜赛的诱惑》、林徽音《花厅夫人》、温梓川《咖啡店的侍女》等等都是。张若谷干脆以《咖啡座谈》作为自己的散文集的书名。孙了红有名的“侠盗罗平探案”系列也有不少曲折的惊险故事发生在咖啡馆里。至于后来曹聚仁的《文艺复兴馆》、史火覃（周楞伽）的《文艺咖啡》、董乐山的《旧上海的西餐馆和咖啡馆》等回忆录，更是研究老上海咖啡馆文化的珍贵文献了。
时光飞逝，沧海桑田。20世纪20至40年代上海南京路、霞飞路、北四川路、亚尔培路上各具特色的咖啡馆而今安在?差不多都成了历史的陈迹，有的连断墙残壁都未能留下，我们今天只能在作家文人的作品和回忆录中来寻觅它们，想象它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