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6-03-08 09:55
二十岁的时候，我大学三年级。
假如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那时的状态，就是“疲于奔命”。
三年级阶段的阿拉伯语的学习越来越辛劳，语法的难度进级，也有越来越多的词汇和课文要背。
而那时的我除了学习之外，还担负着学生会的工作，兼任文艺部和宣扬部的“要职”。此外，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我也有了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变更，经过刘纯燕的邀约，我开始在央视主持节目。因为节目组的信赖，每期节目的台本也交给我来写。节目是日播的，素日要撰稿录影，有时还要出差去本地录制，作为学生兼职来说，强度是很大的。
那时，我常常很晚才回到学校，同学们可能已经下了晚自习，甚至都已经睡了，而我只能先在学生会里将自己学生干部的事情都做完后，再回到宿舍开始背第二天上课要筹备的内容。我们那个年代，学校是限度用电的，每晚要按时熄灯，所以回到宿舍后，我只能搬把椅子去水房学习。因为在整栋宿舍楼里，只有厕所和水房的灯是一整晚都通电不拉闸的。水房的灯为了节俭用电都是声控灯，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得咳嗽一声，或者微微地跺下地面，让灭了的灯再亮起来。多年之后回想起校园的学习生活，这是令我印象特别深入的一个场景。
沉着回忆，那个时候的我仍是要得太多了，什么都想做好，将自己置身在一个比拟慌乱的状态里。这样的忙乱可能也是青春期的一种广泛状况，因为不是特殊断定自己到底要去哪里，许多事件都处在一个尽力尝试、努力要做好的阶段。当然，这样的慌乱阶段也并没有相对的好与不好，兴许是必定要自己阅历了之后才知道到底播种了什么，才晓得要如何抉择。
如果可以有重返二十岁的机会，我会取舍让生活更丰满有趣一些。比如，好好出去玩一玩，北京有那么多的博物馆，我应当去看看;我也许还可以多花一点时间谈个恋爱;也可以多跟同学们在不错的气象里一起出游。
毕业那年，我领有了第一部手机，那是我爸送我的毕业礼物。因为从大三开端有主持的酬劳，我所有的膏火和生活费已经可以自理了，爸妈感到我太费心了，就送了我这部手机。那是1997 年，一部手机的价格竟然是爸爸几个月的工资，多恐怖!
那时手机还很少, 大家打电话还都得去公用电话亭排队，于是我把手机拿给同学用，可想而知当时我人气爆棚的水平!哈，其实是因为疲于奔走的大学生活，如果不是同学们罩着我，我基本没法设想怎么撑得下来，无以回报，手机当然要乖乖交出来啦!
而我就这样，在父母和四周人的各种关爱下，在匆仓促和曲折中，迎来了属于我的毕业季。
其实，对毕业最美妙的回想，每一代人可能都差未几，忙着离别、拍照、吃搭伙饭，还有毕业晚会……而我印象最深的是，“北外”的藏书楼就在我们阿语楼的旁边，那里有一条全是树的路，我们衣着学士服，在那条路上跑来跑去，找处所拍照、合影。
宿舍里，大家都忙着整理货色，而后扛着大包小包离去。我由于是从学生宿舍楼搬到老师宿舍楼，所以和其余同窗不一样，我的分开像蚂蚁搬家一样，每次带一点东西，匆匆地离开那个待了四年的宿舍。
那时候，我们还在宿舍里做了一个挂历，在毕业前的一个月贴在门背地，宿舍里的成员天天轮流在上面写一段话。我们宿舍里的六个人，在那个挂历上记载下了最后一个月的心情。好比：“今天最后一天考书面语，我好缓和。”“苗，今晚一起睡。”……惋惜的是，后来这个挂历着落不明了，确定没丢，就是想不起来谁最后收的，收到哪里去了。这样的一份记忆，就真的存在记忆里了。
也许青春就是这个样子，记住一些，忘掉一些，保留一些，丢掉一些，但所有最可贵的，一直都会在心里。就像那个挂历，不知道在哪个角落，但毕业那年的心情，却一直被放在心里随时够得到的地方。
三十岁的时候，毕业已经良多年，我还保存着之前留下来的一个习惯——不爱讲心事。记得有一年春节在北京过，娜娜他们多少个朋友赖在我家,他们在谈心事，我靠在沙发上昏昏欲睡。一个朋友指着我说，炅炅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爱交流。是的，其实我不会交流。我能够和大家一起K 歌、一起看电影、一起玩乐，然而聊天我经常提不起精力来，我是真的不善于讲自己的心境。
这可能跟大学的生涯有关。固然我和同学的关联很好，他们一直维护我、放纵我，但是回想起来我和他们实际交流相处的机遇还是很少。我在央视做少儿节目标状态他们简直是不懂得的，我也不是那种会自动将人生所有细节都跟别人分享的人。我会参加宿舍的卧谈会，他们的话题我可以十分开心肠介入，我也偶然会讲一部门自己的事情，但也有不少事情没法和他们分享。在央视做节目时，节目组的共事对我也很关怀照料，但他们同样不会了解我在学校的局部。而和最亲热的父母，咱们之间是什么都可以分享的。但远隔千里，通电话或者偶然的会晤团圆，我也不会特别提起心事。我本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即便再累，我也不可能立即打个电话跟妈妈讲我特别累，通常在妈妈问起我好不好的时候说一句“我很好”。
始终以来，确切所有都好。
我有那么多好的学习机会，也碰到很多给我机会的人，就算偶尔有一点小小的心事或者坏情感，也是不足以给外人看的。在我的生活被宰割成各种不同部分的大学生活里，学校里是一个何炅，电视台里是一个何炅，父母眼前又是一个何炅。我在努力做好每一个我的同时，确实不知道可以跟谁来彻底分享我的内心。我那时执拗地以为讲出来的心事和放在心里的时候已经变了样子，被别人听去又加上了他们的理解和观念，所谓“人和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后来听到这句歌词，觉得几乎就是自己当时的观点写照。
所以，如果然说起想转变的，第一位倒不是那个疲于奔命的繁忙状态，而是很想有个可以随时倾诉的朋友。我盼望自己从小到大所有产生和经历的事情他都知道，我并不须要他可能给我多少倡议，而是愿望他知道所有，所以他能懂，懂就已经是最好的反馈了。
其实，我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朋友，只是那时的我没顾得上或者说是还不理解彻底地分享吧!
四十岁的时候，我发现我占有了一种能力——自我排毒。
我认为这种才能很合适我，它让我不别扭、不纠结，也不会难堪自己和身边的所有人。
在很多事情上，我都试着很快地圆过去，不想麻烦别人来打救我，因为很慌乱，也没有时光等别人来开解我，所以我就靠自己圆，或者用这件事的成就圆那件事的压力。从小到大我都是这样解决问题的，像拍《栀子花开》的时候，我试着表示出不像是第一次导演作品的机动，尽量将很多突发状态敏捷地圆从前。比方说有一场戏，剧本写的是四个女孩一起发生的一个场景，但因为拍摄打算的改变，其中一个演员那天来不了，就要斟酌改天拍，或者找个替人站位，改天再想措施补演员的特写。在当真思考了各种可能的利弊之后，我决议修正剧本，将这个女孩改成提前离开，剩下的三个女生实现这个情节，甚至缭绕这个不在现场的女孩，加了有趣活泼的调侃细节。就这样，这个让兼顾挠头的艰苦顺利地圆过去了。
做导演，拍片子，这是一部要打上“何炅”这个名字的作品，我也是在圆一件事、圆一份胆量、圆一个作品。
不外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巧妙。正如我在拍电影的进程中，从“正青春”的幻想热血到领悟出“来得及”的乐观哲学，懂得其切实深入。而关乎讲心事，我的观点也随着心坎的成长在转化。
当初的我，渐渐地在学习说心事。可能真的是跟着经历的增添，发明自己之前担忧的曲解实在并不什么大不了;又或者是随着友人的陪同越来越深刻，懂自己的人也越来越懂，更主要的是自己缓缓领悟了，说心事不仅仅是为了让别人懂自己，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这是一种交换、表白跟抒发。心事不是说给别人听，是当着别人的面，说给本人听。
人是无时无刻不在成长的，我们也许会告别年少青葱，但不即是告别了成长。人一辈子都要坚持一个学习的状态，每一个小小的领悟，每一次欲望的达成，都是会让我们变得更增强大的成长过程。而每一次的成长，都是人生中一个最美好的毕业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