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6-02-26 18:41
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
商品输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到外国市场倾销，获取利润；资本输出是指帝国主义为获取高额利润对国外的贷款和投资，这是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之一。甲午战争以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资本输出为主。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向中国资本输出的同时，还存在着商品输出，但资本输出占第一位。
今天我国政府引进外资与19世纪末清政府贷款的不同点：
1、从背景看，清政府的借款是在帝国主义加大对华进行资本输出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而今天我们引进外资是在中国成为主权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况下进行的。
2、从目的看，清政府借款是为了偿还战争赔款、“赎辽”费用以及满足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要求；今天我们引进外资是为了弥补我国资金的不足，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3、从性质看，清政府的贷款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是奴役性的贷款；今天我们引进外资是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
4、从影响看，清政府的大借外债，使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而今天我们引进外资有力地促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
《马关条约》的签订与民族危机的加深：
1、西方列强侵华方式的变化：
（1）原因：
①《马关条约》的签订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欲望。
②19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
（2）表现：
①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进入以资本输出为主的阶段；
②由直接割地改为划分势力范围和强占租借地
2、民族危机加深的表现及危害：
| 方式 | 表现 | 危害或影响 |
| 资本输出 | 争做中国债主（三次大借款） | 便于列强进一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扩张了在华的政治势力。 |
| 争夺路矿权（铁路修筑和矿山开采） | 控制了中国铁路沿线的土地和资源，便于对中国进行侵略。 | |
| 开设工厂（《马关条约》开先例） | 把中国变成它们工业品的独占市场，严重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 |
| 开设银行 | 这些银行变成了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在中国的大本营，控制了中国的贸易和金融。 | |
| 强占租借地 | 德国首先强租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和大连湾地区，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新界”和威海卫，日本割占台湾和澎湖列岛。 | 是列强掠夺中国的高峰，是中国走向殖民地的过渡形式。中国面临着从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 |
| 划分“势力范围” | 德国：山东；俄国：长城以北和新疆；法国：两广和云南；英国：长江流域、云南和广东；日本：福建。 | |
| 美国“门户开放” | 美国在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已经获得的特权前提下，要求“利益均沾”，分享其他列强在华侵略权益。 | 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标志着美国侵略中国进入了新阶段（独立侵华），扩大了它在中国的影响。 |
《马关条约》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
1、清政府承认日本控制朝鲜，使日本终于实现了二十多年梦寐以求的扩张目标，并把朝鲜变成入侵中国的桥头堡。
2、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总共2亿3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清政府除了进一步搜括人民外，只得大借外债，而列强通过附有苛刻政治条件的贷款，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
3、条约允许日本在华直接设厂，西方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同样享有这项权利。甲午战争后，列强便争先恐后地到中国开设工矿企业或修筑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劳动力，沉重打击了尚未成长的中国民族工商业，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4、四个新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内河航行特权的攫取，使各国得以深入长江流域广阔地区，直接掠夺那里丰富的资源和倾销商品，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5、条约的割地规定，使中国失去大片土地，使数百万台湾同胞，长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深重灾难之中。在帝国主义正在形成的19世纪末，这件大事成了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信号，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主要表现：
西方列强通过资本输出（争做中国债主、商品输出、掠夺原料、土地、劳动力、争夺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利、开设银行等）、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来瓜分中国。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暂时缓和了列强争夺中国的尖锐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列强建立了共同宰割中国的同盟。
借款具有很强的政治奴役性：
甲午战后，为了偿付大量赔款，清政府被迫向帝国主义国家举借外债。清政府分别在1895年签订了“俄法借款”、1896年签订了“英德借款”、1898年又签订了“英德续借款”等合同。这三笔大借款，总计白银3亿两，加上利息共计7亿两。这是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侵略性的政治借款，与清政府在甲午战前和战时的外债有别，主要表现为：
第一，“俄法借款”，以中国海关收入税款及存单为抵押，关税收入有首先担保归还的义务。附款又规定，如果中国不能如期付还本利时，由俄法银行团代为继续付给，但中国应另许俄国以别项进款加保；至于另商加保之事，“应由两国大臣在北京办理”。这已超出金融保证范围，而另含政治意义。
第二，“英德借款”合同第七款规定：“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要求中国海关制度，在借款未清偿以前，按照现状，不作任何改变，亦即保证英国人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现行制度不得变更，保持英国已攫取的中国海关行使权。
第三，甲午战争赔款的最后1亿两，应于1898年5月8日以前交付。清政府于1897年6月命李鸿章着手办理借款。李鸿章主借俄款，张荫桓主借英款。
沙俄提出的借款条件是：
1．沙俄借款用以建筑并管理满洲及中国北部之铁路；
2．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空缺时，中国须聘俄人担任；
3．以海关税收为担保，不足时以地税、厘金为抵押。英国提出类似条件，加上长江流域不割让与他国和开放大连、南宁、湘潭为商港，外国商品在各商埠免纳厘金等。
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借款，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扩张了在华的政治势力，中国的灾难日益严重。
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银行：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的银行分行主要有：英国的有利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英国为了在中国进行铁路投资、输出资本，1898年将汇丰银行与怡和洋行合组为中英银公司。其任务是：掌握中国政府的借款，控制中国的财政，投资于铁路和矿山；在中国吸收存款，发行纸币，操纵金融，独占外汇。这些银行变成了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在中国的大本营，控制了中国的贸易和金融。
帝国主义争夺路矿权：
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对中国铁路、矿山的投资权和修筑权进行激烈争夺。某国得到某路的投资修筑权，其势力随之渗透到该路本身及沿线地区，而使该地区成为它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争夺路权往往发展到争夺矿权，争夺矿权有时又发展为争夺路权。
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开设工厂：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纷纷开设工厂。《马关条约》第六款第四项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待豁除，亦莫不相同。”1896年，“中日公立文凭”第三款又规定：“日本政府允中国政府任便酌量课机器货物税饷，但其税饷不得比中国臣民所纳加多，或有殊异。”这样，帝国主义根据片面的最惠国条款，就可以在中国开设工厂，并且这些工厂又取得与华资工厂及洋货的同等待遇。在所建工厂中，有矿冶业、机器制造业、纺织业、食品业等行业，这些工厂大多集中在上海、直隶、奉天等地，如英国的增裕面粉厂、和丰船厂、怡和纱厂、老公茂纱厂、协隆纺织局，美国的鸿源纱厂、美国烟草公司、美国机器碾米厂、通兴煤矿，德国的瑞记纱厂，日本的云龙轧花厂等。
外国工厂在中国的设立，一方面把中国变成它们工业品的独占市场；另一方面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它们的需要，使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由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一次学习西方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影响深运的思想启蒙运动。从根本上说，戊戌变法是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的直接产物。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就已经开始侵夺中国的领土，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给英国，开创了西方列强割占中国领土的恶劣先例，1860年英国又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中国的九龙司。大约同时沙皇俄国则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东北、西北地区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周边邻国陆续被西方列强侵略或占领，列强虎视眈眈，又将贪婪的目光转向了中国的边疆地区，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边疆危机，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正是边疆危机的延续和恶化。
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了垄断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定，资本的输出成为这一阶段的新的特征。西方列强除了继续向海外寻找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外，也开始寻找资本输出场所，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列强争夺殖民地和瓜分世界的新的更大规模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亚洲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迅速强大了起来，并制定了征服朝鲜、中国乃至世界的狂妄计划。日本称霸东亚的企图与俄国的远东利益发生冲突，日、俄在远东地区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日俄矛盾的尖锐鲜明地反映在三国干涉还辽这个问题上）
日本经过长期周密的准备，于1894年7月蓄意挑起了中日战争，战火很快从朝鲜蔓延到中国境内，次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使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下降，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马关条约》给中国社会带来空前的危机。清政府被迫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使日本称霸东亚的初步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两；增开沙市、重庆、杭州、苏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商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并将产品销往中国内地。
《马关条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所有列强的根本利益。各国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与日本同样获得了新开四口岸的各项特权，特别是允许外国厂商在各口岸投资设厂的条款，极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国家资本的输出；从此外国商人直接在中国开设工厂，直接利用廉价原料及劳动力，并将产品直接销往中国内地，赚取了更大利益。可以说《马关条约》这一条款即是日本自身利益的需要，也是迎合了所有列强的需要。这正是其他列强所盼望的。特别是为了偿还巨额外债，清政府被迫以牺牲一些权益为代价，向西方列强三次大借款，从而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戊戌变法的兴起和展开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因此，从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从而引发了变法自强的戊戌变法。
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1、原因：
①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要求清政府增加偿还借款的本息；从1896年起，清政府每年要偿还外债本息2000万两白银，到1898年又增加到2500万两白银。
②各地的自然灾害，不得不增加经费兴修水利和赈灾等，引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2、措施：节支增收
（1）增额度：增加地丁银等旧税的征收额度；
（2）降薪俸：降低官员薪俸；
（3）裁军节支：裁减军队，节省军费开支；
（4）增税收：加强鸦片税的征收，增加商税；扩大纳官等。
3、结果：
①遭到官员的抵制，成效甚微；
②封建官僚转嫁负担，使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公车上书和强学会：
1、公车上书：政治运动
（1）时间：1895年
（2）内容：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主张；
（3）影响：使维新思潮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
2、《中外纪闻》：舆论宣传
为了扩大变法维新的影响，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人编辑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初印一千份，后增至三千份，随《邸报》免费赠给京官，以便开通风气，由是在官员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强学会：政治团体
（1）时间、地点：1895年8月，北京→上海分会
（2）宗旨：研习西学，交流变法思想。
（3）参与阶层：康有为等维新派发起，翁同?、张之洞等中央和地方官员的支持，外国传教士加入。
强学会：
清末维新派的政治团体。1895年，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后，维新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帝党想利用这个运动向后党夺权，开始和运动结合。8月，在帝党翁同?、孙家鼐支持下，由康有为发起，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入会者数千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会中主要分子。康作《强学会序》，痛陈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号召发愤图强。学会每10日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发表演说。又附设“强学书局”，刊行《中外纪闻》，翻译西方和日本书籍，宣传维新主张。一些官僚见学会势盛，也纷纷表示“赞助”，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都捐银入会。李鸿章也愿捐银两千两入会，因签订《马关条约》名声太臭，遭到拒绝。英国人李提摩太等也加入，并成为学会的指导者。不久，康有为又组织上海强学会，吸收黄遵宪、汪康年等数十人为会员，刊行《强学报》，与北京强学会相呼应。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亲家）以“私人会堂，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上奏慈禧太后。1896年1月，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下令封闭北京强学会。张之洞也停发上海强学会的经费。前者只活动了四个月，后者只活动了一个多月，便被扼杀了。
百日维新的失败：
1、导火线：光绪帝授密谕和接见伊藤博文
2、标志：戊戌政变（1898年9月）
3、经过：
（1）慈禧发动政变，宣布“临朝听政”，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
（2）搜捕与镇压维新派人士：康有为逃往香港；梁启超逃往日本；“戊戌六君子”遇害。
（3）废除变法：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外，其余新政措施全被取消。
杨锐：
1857?1898，清末维新派。四川绵竹人。为张之洞所赏识，收为受业弟子。1895年参加强学会，1898年3月组织蜀学会，4月参加保国会，又与川籍京官办蜀学堂，兼习中西学业。“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召见他赏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与谭嗣同等参预新政，和林旭同班。常以林旭所拟文稿过激，往往强令林旭易稿，而自己从未上过一折，担心朝廷有变，拟抽身而退。但又沉湎富贵利禄，“恋之不能去”。戊戌政变后被捕，张之洞营救不及，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说经堂诗草》。
林旭：
1875?1898，清末维新派。福建侯官人。举人出身，曾经充任荣禄幕僚，又曾任内阁中书。1895年，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他反对割让辽东和台湾，上书请拒和议。他仰慕康有为的学识，曾拜见康有为并与之讨论时政，观点一致，受业为康有为的弟子。1898年3月，在京组织蜀学会，为组织保国会奔走。“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召见他，赏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同参新政。林旭在军机四卿中较激进，上书言事甚多，起草不少上谕。戊戌政变前，他两次为光绪帝给康有为传密诏。政变后被捕，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晚翠轩诗集》。
刘光第：
1859?1898，清末维新派。四川富顺人。1883年（光绪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1894年，以亲丧离职，教授乡里，提倡实学。1898年参加保国会。“百日维新”时，由陈宝箴推荐，授四品衔军机章京，与谭嗣同等参预新政，标榜自己“无新旧畛域”，欲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戊戌政变后被捕，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介白堂诗文集》《衷圣斋文集》。
杨深秀：
1849?1898，清末维新派。山西闻喜人，1889年（光绪十五年）进士，授刑部主事。1897年授山东道监察御史。1898年3月，他发起旅京陕籍、晋籍人士成立关学会。4月，他参加保国会。6月，他上疏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百日维新”开始后，他上疏请议“游学日本章程”，请更文体，参劾阻挠新政的礼部尚书许应?等，反击湖南守旧势力对巡抚陈宝箴的参劾。为对付慈禧太后密谋政变，他上疏“联结与国”，即英、美、日等国。政变起，他不避艰险，上疏质问光绪被废之故，请慈禧撤帘归政，遂被捕，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杨漪村侍御奏稿》《虚声堂诗抄》。
康广仁：
1867?1898，清末维新派。原名有溥，字广仁，广东海南人，康有为之弟。自幼不试举业，以为国家弱亡，皆因八股锢塞人才所致。他曾于浙江任小官，因厌恶官场黑暗而辞职，后协助康有为赞议维新。1897年他在澳门主持《知新报》，又经理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他对外主张联英，对内主张废科举、办学校为第一要务，专心教育志士，多培养实用之才，三年后可大行改革。“百日维新”中，他在京协助康有为草拟新政奏疏。戊戌政变后被捕，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
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变法的历史意义：
1、变法失败的原因：
（1）根本原因：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2）具体原因：
①领导无力：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
②缺乏群众基础：脱离人民群众；
③存在依赖幻想：只是寄希望于没有掌握实权的光绪皇帝和极少数帝党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不切的幻想；
④新政无法落实:地方官员的阳奉阴违；
⑤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2、失败的教训：
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漫长而又曲折。
3、历史意义：
（1）性质：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
（2）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①政治：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揭开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序幕。因而是一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具有爱国性。
②经济：维新派在经济上提倡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③思想：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具有启蒙性。
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对激发人民的爱国感情和民族意识起了重要作用；同时，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文化展开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百日维新中改革科举制，废除八股，设立新式学堂，也为改革封建教育制度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
④社会生活：维新派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如主张男子剪辫子、妇女不缠足）等，对促进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近代化也起了重要作用。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维新运动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兴起，具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感染力，引起社会的巨大震动。尚未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充当历史的主角，导演了一场生气勃勃的
政治改革和社会启蒙运动，从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这次改革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并不意味着社会变革的停顿和历史潮流的逆转，而是预示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维新运动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其理论体系，揭露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腐朽，猛烈冲击封建统治，使封建地主阶级不能照旧下去。事隔几年，镇压这场改革的封建顽固派也不得不仿效维新派，宣布实行所谓新政和预备立宪，以对抗革命，这也是戊戌维新运动使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一个侧证。
例如，新政改革废八股、兴学堂的措施，曾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当时京师大学堂仍然保存，各地私立学堂也“纷纷见”，已经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教育改革，不可能再回复到科举八股时代那种窒息、沉寂的状况了。因此，仅仅三年，统治者便不得不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于1901年再度变革科举，废除八股。至1906年，连科举制也正式废除了。中国奉行千年的科举制的废除，资产阶级新式教育制度的确立，不能不归功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
再如，百日维新时期设立农工商总局的措施，是对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主义上层建筑的重大突破，对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戊戌政变后也将这项改革废除了。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行政手段所能扼制的。因此，统治者不得不在1903年重新设立商部，并制定《奖励公司章程》，1906年又将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对民族资本主义作出了让步。这项措施也确实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方便条件。在民族工业的兴起、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的情况下，统治者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让步，这就是“预备立宪”的原由之一。
维新运动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和辛亥革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没有维新运动的兴起，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早日到来。维新运动尽管主张君主立宪制，但它批判封建专制和君权神授的理论，提倡民权，使人们的思想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念的熏陶下，从君主立宪制的限制而继续前进，走上推翻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后来的形势表明，自上而下的改革虽然失败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却从此迅速展开。维新运动是辛亥革命中的两大派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先驱。民主革命时期抵制外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以至立宪运动都是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20世纪初年的立宪运动可以说是戊戌变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入和发展。
戊戌维新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既是一次影响极大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又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开端。维新派广泛介绍和宣传西方培根、笛卡尔、康德、孟德斯鸠、霍布士、边沁、达尔文、斯宾塞、马尔萨斯、亚当?斯密的学说，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生物进化论、庸俗进化论、科学的方法论、天赋人权说，以及自由、平等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于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无疑是个法宝。他们紧握这个武器向封建统治冲击，使古老的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社会思想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说，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维新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厄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尽管他们作出了种种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
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从主张改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方面考察，显然政治上不成熟，并且十分软弱。这首先表现在他们提不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维新派在造成民族危机的原因和怎样才能挽救这个危机的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他们虽然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性，却以为这是中国积弱的结果，甚至认为贫弱的国势不足以抵抗侵略，只有等中国富强起来才可以自然地“消除外患”。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之所以侵略中国，关键在于中国不能自强。如何解决民族危机呢？不在于反帝，而在于变法图存。这说明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并没有发展成为反帝的思想，而是导致要变法自强的结论，这是他们不敢向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软弱性的表现。这种在不反帝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的主张，只能是不现实的幻想。
维新派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也表现在新政改革中急躁，分不清轻重缓急，措置失当。一百零三天的新政，所颁发的上谕竟有一百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应该有轻重缓急。新政上谕纷至沓来，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组织措施。官僚机构的臃肿庞杂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一大特点，变革这些机构当然是新政的内容之一，至于怎么变，却必须稳步地进行。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又主张官爵分离，给予耆耄冗员以爵位，使之享有荣誉和优厚的物质待遇。这种措置是比较稳妥的。可惜年轻的光绪皇帝缺乏政治经验，他一次就下令裁撤了詹事府等十多个衙门，引起很大震动。由于某些新政改革操之过急，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利益地位，他们便群起攻击变法，使矛盾骤然激化。再如，光绪皇帝因礼部堂官阻挠部员上书，便一次罢免了全堂的六名尚书、侍郎。有的侍郎并未参与其事，也被革了职。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处置，不仅给守旧派提供了攻击的口实，也引起局外人的不平。
维新派对敌对阵营没有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没有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也反映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总的来看，构成敌对阵营的是洋务派和顽固派，他们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个根本点上相一致，但两派之间也有矛盾。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和科学技术，但为顽固派所不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曾有过激烈的争论。维新派在低层次的改革主张上，如废八股、兴学堂、重整军备等，和洋务派并非绝对对立，两派之间多少有商讨的余地，但维新派很少做争取、瓦解的工作。
显然，维新派不论在政治主张、方针策略，还是在组织程度上，都表现出软弱无力和政治上的不成熟，这些都是导致变法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