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6-02-14 09:37
父母在，不远游
我十八岁离家，今年虚岁三十六，算起来，迄今的人生里，一半时间都在外。这一半的时间里，驱使我一直离家远走的，无非是所谓“学业”和“事业”。父母在人前夸奖儿子时，所根据的也无非是这两点：学业美满，事业小成。自己回忆起来，也感到这所有理所应该，从未想过另一种可能。可以说，前三十年，父母和我共享了它的光荣，但是，从现在起，我们要开端分食它的苦果。
今年春节，父母来上海和我们一起过年，那一天，全家人挤在沙发上看小品，欢声笑语之时，老家一个电话打过来：姥爷逝世了。我们的欢喜就此停止，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拎着匆仓促整理的行李来到虹桥火车站，四个小时后，我们回到了那个悲伤、破败的北方。一路上，母亲流泪，懊悔，假如她不来上海过年，就能看姥爷最后一眼，或者还能救姥爷一命。我一路抚慰她，心里却在想：他们来上海过年尚属偶尔，我却长年假寓在此，有一天，当我的父母老去时，我能侍奉左右吗？我能赶得上最后一眼吗？
就义大片城市和城镇、成绩个别大城市的发展门路，培养了本日中国的根本格式，资源极其不均衡，机会极端不均等，迫使宽大“可怜”生在欠发达地域的青年人少小离家，一窝蜂地扎堆“北上广”。从正面看，这是社会流动，是资源公道配置，殊不知，隐患早就埋下，代价异样昂贵。当年我兴冲冲离家，眼里只著名校、大都市与锦绣前途，却不知出来混，早晚要还。现在父母年老，能见到我就是他们最大的福利，见不到我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折磨，我却小气得每年只给他们一两次会晤机遇。这就是代价，该是我们还债的时候了。
同样的事情也产生在农夫工身上，几千年来安土重迁，如今却要衣锦还乡，他们协力主演了三十年的经济神话，却留下了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这时代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此。更可悲的是，我们这些阔别故乡的人，并未因而取得他们的尊敬与体谅——那些“北上广”确当地人，那些一辈子未曾分开父母半步的人，他们嘲笑当地人“报仇”父母的主意太陈腐，他们视回家过年为陋习，视春运为灾害，他们永远无奈懂得本地人那颗思乡的心，为何如此急切？如斯不通融？你向他们倾诉，他们一句话就给你顶回来：谁让你来的？你老诚实实待在家乡不就没这些麻烦了吗？
古时父母去世，仕进的要告“母丧”，回乡守孝三年，三年后才可陈请复职。即使一般庶民，三年内也不得婚娶，如有特别情形，必需在百日之内操办，叫做“借孝”。据说曾国藩当年守孝挂帅，就是由咸丰天子亲身下旨借孝的。放在今天，这样的规则也许过剩得好笑，然而现在，我却越来越觉出它的稳重。胡适的儿子诞生时，正值新文化活动，这位新文明的领军人给儿子写了一首诗，“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敬的儿子”，语出惊人。但说归说，做归做，胡适自己却是极孝顺的儿子，他客居海外时，保持天天写家书一封，让老母亲时时读到儿子的信息，待到胡适的儿子长大，他也用这尺度来请求儿子，全不顾年轻时写的那首诗了。今天，我们的通信手腕无比发达，有谁能做到胡适这样？别说每天一封信，哪怕每天一个短信？
这是一个轨制化、构造性地毁灭人伦的年代，高铁、网络、中国电信，并没有让亲情更便捷。骨肉被分隔两地，血脉被拉长稀释，年青人即便有心，也已经无力，在奔忙求生的事实重压下，亲情早被挤压得所剩无几。亲子之情，天伦之乐，底本登峰造极，任何人无权剥夺，却不料败倒在这坑爹的时期。
网上有人感慨：“这些年，我所有的眼泪都流在春节结束后，父母送我上车离家的时候。”情真意切，却万般无奈。
因为在我们的心坎深处，亲情并未退化到泯灭，它依然死守在我们内心的底角，当友人不牢靠、爱人不可靠时，父母简直是我们最后的感情依靠。更何况，千疮百孔的养老系统，让子女们更加放不下心，国度不养老，只能“养儿防老”，儿却远在千里之外。另一个起因在于，这一代的中国父母，把全体心理都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们太疼惜孩子了！要知道，牵挂是彼此沾染的，是要继续的，父母过火的爱，成为子女不能蒙受的重，要变本加厉地“返还”给父母。如果中国人的亲子关系也像本国人一样绝对独立，我们两代人是不是都能够更潇洒一些？
从父母角度来看，他们也有更多的理由挂念子女。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后半句是说：如果子女必定要远游，也要有一个明白的、让父母释怀的去处。可是，这偏偏是一个“无方”的年代，青年人流浪异乡，身心无处存放，不晓得哪里才是真正的家。这恰是让父母放心不下的处所。良多年，母亲担忧我的早餐，怕我早饭没有下落，潦草敷衍从前，亏了身子，“不怕一顿不吃，就怕十顿不饱”。我常讥笑她，说她轻重倒置，用我的话说，“早餐是世界上最不重要的事情”，我有那么多人生困难、最终迷惑你不关怀，偏偏要纠结什么早餐。可是，今年，我领会到了她的深意。稳固的、养分平衡的早餐，正是“家”的重要标记，是“有方”的重要条件。对一个母亲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担心。
一位海外学子在日志上说：“我十九岁上曾起誓，父母去世之时守孝三年，如今我再发一誓，毕业后五年为期，纵弃前程锦绣，亦毅然回家，以全人子之心。”还有人说：“有人问我，为什么上完学不留在大城市要回来工作？我说，由于家里有我的家人。我自以为，工作不是说签了牛逼的企业或者去了牛逼的地方你就牛逼了，工作不过是为了过一个自己爱好的生活，我不喜欢去奉献本人的青春建设别人的故乡，等到爹娘老逝世还要赶着飞机回去，还不一定买得到票！”少数人的回归和对抗，让人钦佩，但另一个事实是，大局部人仍被时代裹挟，急惶惶踏上不归路，却忘了其实身后还有另一条退路。
“人生在世，有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里子。”这话放在亲子关系上也成破，对父母来说，我就是他们的“面子”，我自幼学习好，不惹麻烦，上学工作都没让父母费心，当初混迹大上海，娶了上海的美丽媳妇，在北方的县城，这些足够他们夸耀了。但实在，我不外是一张“体面”，我一点都不适用，我只有欣赏价值，基础不应用价值，父母不要我的钱，我也没才能为他们托关联走后门，咱们相隔六省一市、一千公里，每隔一礼拜或十天我和他们通一个电话，一年回去一到两次，跟他们朝夕相处的时光，加起来也就半个月，对他们来说，我越来越只剩下象征意思。我的父母为了省下一块钱的公交车票，情愿步行多少站路去办事，我在上海，一个月打车费上千块，下一次馆子就够他们一个月生涯费，我们似乎生活在两个世界。
万幸的是，我的父母还有一张“里子”——我的姐姐，她在省城，衣食无忧，她把父母接到身边独特生活，给他们吃穿，带他们看病，陪他们聊天，忍耐他们的争吵和絮叨。姐姐可能没有那么多值得吹捧的头衔，却是一个渎职贴心的“小棉袄”，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甘愿牺牲的“里子”，才有了我这个逃出法网的“面子”。但是，我越来越不能谅解自己，尤其当父母六十岁当前，当父母的父母接踵离世后，我越发意识到他们的孤单无助。做父母的，哪怕有十个子女，每一个也都是不可替换的，我不该以任何理由推辞义务。
“今生还能和父母见多少次面？即使父母活到100岁，你每年回家见一次，还能见多少次？”这条微博在网上广为传播，每个人都在默算自己的数字，每一个数字都惊心动魄。亲情在倒计时，永别仿佛近在面前。
姥爷去世，我和父母踏上北去的高铁，列车长啸，以300公里的时速追赶猝亡的白叟，追赶逝去的亲情。此刻，我的父母已成孤儿，他们只剩下我们，而我们已经成人。那一夜，我在手机上静静记下：平生第一次，我发明了比性命、恋情、正义、写作更主要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