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6-01-28 09:43
艺术的春天出现：
1、主要原因和条件：
①“文革”结束后，文学艺术和学术领域清算极“左”路线。
②邓小平强调坚持贯彻“双百”方针，指出艺术要为人民服务。
③中共中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五讲”“四美
④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迫切需要精神文化生活的发展
2、结果：
中国文艺再次繁荣，走向世界
3、主要成就：
（1）文学作品：
①“反思文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小说”。反思内容：对共和国初期至“文革”时期历史、社会、个体命运进行批判性思考。反思对象：较广泛，干部、右派、知青、农村、军营生活、商人、“内奸”等在文革中命运。思考触角，追索从左到极左的深层历史原因。反思文学的发轫以茹志娟1979年2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为标志。著名的作品有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叶辛的《蹉跎岁月》、古华的《芙蓉镇》等。
②“伤痕文学”：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著名的作品有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冯翼才《铺花的歧路》、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③改革文学：指反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社会改革，并以这一改革对旧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与社会心理所带来的强烈冲击为基本主题的文学。发表于1979年的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是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贾平凹的《腊月?正月》、《浮躁》，蒋子龙的《开拓者》，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是改革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2）影视作品：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
“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是繁荣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百花齐放”是指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百家争鸣”是指学术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双百”方针提出：
1、背景：
（1）三大改造完成后，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事业，因此要调动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2）建国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争论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例如贴阶级标签、只许写工农兵题材之类，这就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必要的。
2、内涵：
（1）提倡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
（2）在文学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在科学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3）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要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4）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长期的建设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
3、成果：
（1）文学：老舍：《茶馆》（话剧）；郭沫若：《蔡文姬》（历史剧）；杨沫：《青春之歌》（长篇小说）等。
（2）期刊：仅1956年至1957年出现的文艺期刊就有18种，原有的刊物质量也有提高。
（3）电影：“难忘的1959年”，杰出的故事片有《五朵金花》、《女篮五号》、《青春之歌》、《红日》、《北国江南》等。
4、贯彻过程及其经验教训：
（1）“双百”方针提出后科学技术领域和文学领域，出现了繁荣景象。学术界围绕中国历史分期、人口学、社会学、遗传学等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与争论。文学艺术界思想活跃，涌现出一大批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2）1957年后由于政治运动的扩大化，尤其是“文革”的爆发，“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严重干扰和损害。许多文艺界、学术界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和学术观点被错误批判，一些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受到长期歧视和压抑。
（3）“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双百”方针为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科学文化领域重新迸发出蓬勃生机。
毛泽东和“双百”方针：
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3年，他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了“百家争鸣”的主张；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这一方针是由毛泽东提出，经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
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向知识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
“双百”方针是充分发扬民主的方针。中国宪法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双百”方针充分体现了宪法的这一精神。“双百”方针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为科学进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老舍和《茶馆》：
老舍（1899?1966），著名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讲师，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并从事小说创作，1926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30年回国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赴汉口和重庆。以抗战救国为主题，写了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1946年应邀赴美国讲学1年，期满后旅居美国从事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应召回国，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害而弃世。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万字的作品。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未完）等，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等。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三幕话剧《茶馆》以北京一家大茶馆为背景，描写了清末、民初、抗战胜利以后3个历史时期的北京社会风貌。每一幕写一个时代。北京各个阶层的三教九流人物，出入于这家裕泰大茶馆。作家通过以茶馆老板王利发为中心的3个时代几十个人物在茶馆里的生活片断，展现出一幅气势宏伟的历史长卷，把旧中国必然要灭亡的历史规律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全剧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但深刻地写出了王利发等人的真实命运。
《茶馆》的人物塑造好，生活气息浓，语言特别精彩、简洁、生动、传神、隽永，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化境。它把深邃的思想寓于朴素无华的艺术之中，是现实主义戏剧的新开拓和巨大成就。《茶馆》于1958年3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首演，演出极为成功，充分展示了老舍作品所独有的“京味”风格。《茶馆》是老舍戏剧创作的顶峰，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话剧精品之一。
杨沫和《青春之歌》：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出生于北平。中学毕业后，因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先后在河北和北平一些地方做过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等。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晋察冀边区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建国后，担任过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等职。
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即以“小慧”的笔名在北平出版的《黑白》月刊上发表揭露农民遭受地主压迫剥削的小品文《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出版了中篇小说《苇塘纪事》（1950年）、中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1978年）、长篇小说《东方欲晓》；
散文、文论集《大河与浪花》（1982年）；
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1980年）等。
其中，从1950年开始创作，历时四十年，几经波折，于1989年最后完成的以林道静为小说主人公的“青春三部曲”，是杨沫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重要的贡献。“青春三部曲”由《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三个情节连贯的长篇组成，共一百三十余万字。小说主要根据作者自身的经历，以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背景，描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种种人生选择，讴歌了那些在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革命青年，掀开了他们多彩的情感世界，同时也剖析了生活本身的极端复杂性。《青春之歌》出版于1958年。是“三部曲”中影响深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这段历史为背景，以林道静的成长为主线，满腔热情地讴歌了一代知识分子由个人奋斗到投身革命的人生征途的心灵历程，谱写了一曲知识分子的青春赞歌。小说出版后受到了热烈欢迎，多次再版，发行量逾五百万册；被译成十五种文字在国外发行；1959年又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搬上银幕。
赵树理和《三里湾》：
赵树理（1906?1976），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早年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即努力于文艺的通俗化工作，曾任区长和随军报纸的编辑。
20世纪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1943年发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标志着他创作的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并为第一、二、三界全国人大代表。他的小说大多反映农村生活的变化，成功塑造许多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语言朴实生动，具有独特新颖的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
从1949至1965年，他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年）、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1958年）、短篇小说《登记》（1950年）、《锻炼锻炼》（1958年）、《套不住的手》（1960年）、人物传记《实干家潘永福》、剧本《十里店》（1965年完稿，1978年发表）等。“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三里湾》是当代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作者固有的诙谐风趣的笔调，民族化、群众化的风格，描写老解放区三里湾由于秋收扩社、整社、开渠，在社内外、党内外、四户农民的家庭内外，几对青年的恋爱婚姻当中所引起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揭示了合作化运动的必要性。作品从农民的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道德观念等方面入手，描绘了农业合作化给农村各种社会关系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作品具体描写了三里湾村四个不同家庭（合作社带头人、支书王金生家，热衷于个人发家的村长、党员范登高家，富裕中农糊涂涂家，党员袁天成家）在扩社过程中的矛盾斗争，真实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两条道路的复杂斗争，热情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胜利，展现了社会主义农村的理想前景，在更新的层面上揭示了农村的深刻变革。
曲折的年代：
1、出现曲折的主要原因是：
政治运动扩大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遭到批判
2、带来的结果：
（1）百花凋零，科苑荒芜；
（2）文艺作品遭封杀，样板戏“一统天下”。
（3）破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国家文物遭洗劫
（4）文艺人士、知识分子、民主人士遭批斗（如吴晗、老舍等），有的甚至迫害致死（如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周信芳，画家潘天寿等）。
王蒙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1934年生于北平。上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以交响乐的结构和诗一样的笔调，深情地描写了50年代初期北京女中学生清纯烂漫的生活。小说在修改期间，上海《文汇报》即以《金色的日子》为题选载了部分章节。由于政治原因，这部小说到1979年才得以正式出版，其被封埋的时间超过了王蒙创作时的年龄。小说出版后，成了当时中学生最爱读的书之一，并被改编成电影，受到极大欢迎。
在修改《青春万岁》的同时，王蒙写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小说原载《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题名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写的是青年教师林震被调往区委组织部后，在工作、斗争中怎样碰壁怎样遭受挫折的故事。它是一部响应当时团中央发出学习娜斯佳（苏联作家叶?尼古拉耶娃小说《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中的主人公，一个充满社会主义精神活力和朝气，敢于同官僚习气、保守思想等种种落后现象作斗争的年轻女农艺师）的号召，直面现实，揭发人民内部矛盾，批评党内政治不健全现象的优秀作品。
小说以极其敏锐的笔触刻画了中国一个区委组织部门的真实工作状态，描写了一个年轻干部对机关中正在滋长的官僚主义的心态表示疑惑与不满，以清纯委婉的笔墨和颇有诗意的景物描写，表达了一个内涵严肃的主题，展露了他出色的才华和锐利的思想。
小说还塑造了另一个成功的人物刘世吾，他是一个颇显深度的官僚主义者，他有过光荣的历史，进城后随地位和生活的变化，精神状态却发生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变异。小说发表后，震动中国文坛，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在海内外也获得强烈反响。
后来，王蒙因此被打成“右派”，1958年后在京郊接受劳动改造。
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了10多年。
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工作。以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等职。
这时期著有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等多部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在他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里，创作了小说、文学研究与评论、诗歌散文等近1000万字，获得过多项国内和国际文学大奖，作品也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
文革对文化的扼杀：
1、“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在全国刮起了一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黑风。
在破“四旧”的名义下，煽动红卫兵盲目焚烧古典书籍、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肆意践踏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遗产遭受到一次空前浩劫，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2、同时，他们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对建国以来文化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笔抹煞，诬蔑全国的报刊、广播、书籍、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都充斥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声称要用无产阶级的“铁扫帚”在这些领域来一个“大扫除”。
3、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惨遭迫害，不少人被诬陷为“黑线代表人物”、“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牛鬼蛇神”，在对他们进行了多次“深揭、猛批、狠斗”后，有的被关进了“牛棚”，有的被投入监狱。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老舍、赵树理、冯雪峰，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盖叫天、周信芳，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电影艺术家应云卫、郑君里，画家潘天寿等一大批文化界著名人士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在文化界人士受迫害的同时，他们的作品也受到批判。建国以来出现的优秀小说、电影、戏剧等，几乎都被诬蔑为“大毒草”而遭到批判。特别是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活动有关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如影片《燎原》《怒潮》《红河激浪》《洪湖赤卫队》，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刘志丹》《小城春秋》等，被诬蔑为替“叛徒”、“走资派”歌功颂德、树碑立传而遭到挞伐。
不但作者受迫害，而且株连许多人，仅李健彤的小说《刘志丹》一案，上下左右被株连者即达上万人之多。概括起来，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化领导机关几乎都被搞垮，文化部门的领导权基本被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在各地的帮派分子所控制，文艺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
第二，报刊大部分停刊，出版业几乎停顿，造成了人们“精神食粮”的匮乏。“文革”开始后，除《红旗》杂志、《解放军文艺》等极少数外，绝大部分停刊，直到1970年，全国仅有杂志21种。与此同时，全国大多数出版社的业务基本停顿，除了大量印刷毛泽东著作，几乎无书可出，一时造成了严重的“书荒”。
第三，文艺舞台上百花凋零、万马齐喑，一片萧条残破的景象。“文革”开始后，占据戏剧舞台的，只有江青树立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等八个所谓“样板戏”，以后又陆续推出钢琴伴唱《红灯记》、现代京剧《龙江颂》《杜鹃山》等一批剧目。造成了文艺舞台“样板戏”一花独放百花凋零的局面，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存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