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5-12-25 10:36
尊重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懂得。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然而有一个此刻我最惦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彩，但我的母亲却无奈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掩埋在村落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徙到间隔村庄更远的处所。掘开宅兆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败，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咱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土壤，移到新的泉台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觉得，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局部，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独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翻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坏，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薄暮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召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摩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气。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管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纭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抓住，那个身体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摆着身材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失望的神情深我毕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复，母亲拉住了我，安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入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合法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川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回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申斥了我，而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懊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微微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重大的肺病，饥饿，病痛，操劳，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窘境，看不到光亮和愿望。我发生了一种强烈的吉祥之兆，认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假如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大惊失色，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理，她说：“孩子你释怀，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有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恶，村子里很多人当面讥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情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仁慈，多做好事，即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明的人仍然在背地甚至当面嘲弄我的面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平心静气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佩。我们家生活艰苦，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请求，她总是会知足我。她是个勤奋的人，厌恶怠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延误了干活，她素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光，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却了她调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受骗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心，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腔滑调，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匆匆的吸引了她，当前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认我去集上听书。为了回报母亲的恩惠，也为了向她夸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娓娓动听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意复陈述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一直的添枝加叶，我会投我母亲所好，假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转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喃喃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岂非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懂得母亲的担心，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腻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跟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讨厌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常常提示我少说话，她盼望我能做一个噤若寒蝉、平稳慷慨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露出出极强的谈话才能和极大的说话愿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抵触之中。
俗话说“山河易改、天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诲，但我并没有改掉我爱好说话的本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讥讽。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途经，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布满凄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无边无际，四周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单，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勤洋洋地飞舞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传播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理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眼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迹，我还在那里发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蔚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拟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空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硕，有一些文学喜好者，希望我能告知他们培育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先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据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永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巨大蠢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含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摆摆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事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接洽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货色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留恋故事的孩子，醉心肠凝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相对的有神论者，我信任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碰到一个生疏人，也会猜忌他是一个动物变更而成。每当夜晚我从出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胆怯便包抄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驰一边大声歌颂。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沙哑，音调刺耳，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家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伟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景致时，我懊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分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欲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参军，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置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端了我人生的重要时代。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提高，如果没有改造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单调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惟解放和文学高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乡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豪杰榜样，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有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领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犹如一个到处游荡的农夫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落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破命的场合。我必须否认，在创立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示。我对他们的浏览并不当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放精力鼓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需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当谦卑让步，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发号施令，一意孤行。我跟随在这两位巨匠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炽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依据我的领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基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类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确了他们是怎么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件实在很简略，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平话人的方法，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白叟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白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兴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自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遇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从头至尾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确实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励志报告 www.lizhiba.cn)当然，个人的阅历无论如许独特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需设想。许多友人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以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象征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黝黑、存在超人的忍耐苦楚的能力和超人的感触能力的孩子，是我全体小说的灵魂，只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良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能够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缄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引导着不拘一格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纵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老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别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入耳到过的先人们的故事，就像听到聚集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眼光看着我，等候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置，使他们超越了他们本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呈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失掉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烦地答复发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切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涯中的姑姑有着天地之别。小说中的姑姑跋扈专横，有时几乎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气豁达，是一个尺度的贤妻良母。事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圆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暮年却因为心灵的宏大疼痛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浪荡。我感激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赌气;我也十分敬仰我姑姑的理智，她正确地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庞杂关联。
母亲逝世后，我悲哀万分，决议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绪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胡作非为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自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傲慢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进程各有特点，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想发也都不尽雷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幻，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来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教训相联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备赫然个性的，用无数活泼细节塑造出了典范人物的、语言丰盛多彩、构造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殊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评话人登场，并在书中表演了十分主要的角色。我十分负疚地应用了这个说书人实在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涌现过屡次这样的景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生机能借此获得一种亲热感，但作品实现之后，我想为他们更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而
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报歉，但同时又劝导他们不要认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迫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驳，而是这焚烧的豪情和恼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呈文。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态度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干发端事件但超出事件，关怀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巨生活，使我对人道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英勇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长短善恶准断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恰是文学家发挥才干的辽阔天地。只要是正确地、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定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良文学的品德。
呶呶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严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谅解。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暗藏在文本当面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盾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到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有声有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踊跃地向西方的古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摆弄过各式各样的叙事名堂，但我终极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情随事迁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续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鉴戒了西方小说技巧的混合文本。小说范畴的所谓翻新，根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本国小说技能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余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杂，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吸取了养分一样。
最后，请容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逝世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刻研讨，对佛教的理解做作十分浮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感到佛教的很多基础思维，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思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间，显得非常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仍是人的运气与人的感情，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寻求幸福、保持自己的信心所做出的尽力与就义。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期潮流抗衡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好汉。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夫，我童年时，时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途径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异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群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怪僻和分歧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甚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期，我们会充斥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显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晓得，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早晚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始终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循环”的壁画时，才清楚了讲述这个故事的准确方式。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慢慢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息息相关的人。我犹如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恐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清洁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历逼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冀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见解，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斯。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所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示，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多少位同学静静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假冒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窗，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不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吐露出惊奇或者是迷惑的神色。事后，我向老师讲演了这位同学的行动。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忠告处罚。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懊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情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答应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军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排闼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地位，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莫非我不是人吗?”那位老主座被我顶得面红耳赤，为难而退。为此事，我怏怏不乐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勇敢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许可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狂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仿佛还有吱吱的龙啼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一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收处分吧，省得让好人受到连累。”天然没有人乐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阐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本人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天然不愿出去，世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终局我估量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由于讲故事我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出色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深信真谛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持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