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5-11-20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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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学生和朋友问我：这辈子你崇拜过谁?我从前48年唯一崇敬的人是我的父亲。在我的生命中，父亲对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的籍贯是云南省大姚县，是我爷爷施平的出生地。爷爷年轻时就接受了革命思维的陶冶，后来离开了云南，就读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在那里与我的奶奶杨琳相爱并结婚。奶奶是当时杭州提高学生革命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并因而被公民党政府断定是共产党员而被捕入狱;1935年1月5日，我的父亲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出生后18天，他的母亲就就义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为了留念和思念奶奶，爷爷给父亲起名施怀琳。
爷爷随后投身革命、加入抗战，无暇照料我的父亲，只能把他拜托给亲戚友人抚育长大。一直到新中国成破后，爷爷到处探听，才辗转在云南老家找到我的父亲，并把他接到北京身边。父亲从出身就命苦，能够说没有真正见到过生母，而直到长大成人后才与生父第一次团圆。
父亲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的本科，母亲在北京矿业学院读书，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1962年，父亲大学毕业后调配到河南省电力工业局，次年母亲也从焦作矿业学院调到郑州，与父亲在统一个单位工作。1967年5月5日，我出生在河南郑州，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那时正好赶上河南省“文革”的热潮，就是武斗开始，所以我母亲在找医院的时候都非常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医院，生下了我。“文革”期间出生的孩子，大局部的名字都带有时期颜色，叫文革、卫东的有很多，父亲很希望我有一个洪亮一点的名字，但是又不希望太落俗套，最后想了又想，还是取意二心为公，取舍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一公”，作为我的名字。父亲赋予这个名字中的寄意，在我终生中的许多主要关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抉择。
从我有一点点懂事开始，就记得家里挂的一个精巧的大镜框，里面是一位面带微笑的年轻女子的黑白照片，那是我奶奶大学入学时照的，每次搬家，父亲总是胆大妄为地把镜框包裹好，而每到一处、新家安置结束后，又把照片吊挂在最显着的处所。
1969年10月底，我两岁半，跟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中南部的驻马店地区汝南县老君庙乡闫寨大队小郭庄。那时的旧事，我自己当然已经不记得了，后来母亲告诉我，我们家下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受走资派爷爷的连累和影响，“文革”期间爷爷在四人帮的监狱里被关押折磨了整整4年半。我们离开郑州的那一天，一大早就开始把整理好的家具和行李搬到大卡车上，上午8点多就离开了郑州，父亲带着年幼的哥哥坐在驾驶室司机旁边，大姐则站在车上面，一路平稳，开了十几个小时，才到达两百公里开外的小郭庄。因为我和二姐都还太小，随着母亲坐火车到驻马店镇车站，下来后再乘坐汽车到公社林场与父亲的大卡车会合，达到小郭庄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村民已经把当地村西头上的一个牛棚腾了出来，开始滋味很重，后来父亲母亲屡次整改粉刷才好些;直到1972年离开小郭庄，这间牛棚成为我童年记忆里最暖和的第一个家。
后来母亲告诉我们：父亲以为我们会一辈子生活在小郭庄、不会再有机遇回到省城郑州了;兴许是由于这个起因吧，父亲特殊当真地干农活。每每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起床，背上一个箩筐，拿把小铲子，顺着小路去捡拾牛粪、用于农田施肥;白天则是到地里田间向乡亲们学习各种农活;父亲很聪慧，不仅很快就纯熟控制了各种农活技巧，还学会了一边撑船、一边在寨河里撒网打鱼。驻马店地处豫南，春夏季多雨，每次大雨过后，父亲都会带上大姐，两人配合到田间抓青蛙;父亲手持自制的长叉，循着声音、用手电筒的光柱照耀田鸡，此时的青蛙一动不动，很轻易被长叉捕捉，然后扔到背着的一个带盖的小口箩筐里。在田间转一大圈下来，就会有几十只青蛙入筐;第二天，父亲会烹饪甘旨的青蛙宴。
我记忆中的父亲特别能干，我甚至认为他无所不能。为了让我们住的更舒服一些，聪明的父亲弄来高粱秆、石灰、黄胶泥，把牛棚装修一新，还隔出好几个斗室间。父亲是位很好的理发师，我在到清华上学以前的18年间，从没有去过理发店，总是父亲给我理发;当然，在这方面，哥哥姐姐和妈妈也靠父亲。父亲还是个很杰出的裁缝，我一直到小学毕业为止几乎没有买过一件衣服，大多数是继续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而哥哥姐姐的几乎所有衣裤和我过年时偶然惊喜失掉的新衣服都是由父亲亲手裁剪缝纫的。除了剪发和裁衣，父亲还有一手好的木工手艺，会打造很雅观适用的家具，20世纪70年代我们家里用的床、柜子、桌子、椅子大部门都是我父亲亲手制作的，有些家具现在仍在应用。
1970年当前，父亲在全公社独一的高中讲解数学和物理，他讲课认真而又活泼，颇得学生爱好。再后来进了城，父亲又在当地的镇机械厂率领技术人员进行硬质合金的技巧改革。1977年恢复高考，他辅导表姐、表哥、大姐认真温习数理化，给他们讲授方程式、热力学，X、Y、Z……我当时一点儿都听不懂，但感到迷信真酷，这种潜移默化的环境对我耳濡目染的影响异常大。等我们回到了郑州，父亲又去郑州工学院任教，给学生讲课。再再后来又去工厂，做治理工作……
看待左邻右舍，父亲更是毕生助人为乐，这是他的做人准则。到了小郭庄之后未几，父亲就成了全村90多口人的任务理发师，一年四季常常有老乡请父亲理发，逢年过节则是排队到我们家门口理发;而父亲则素来都是来者不拒、大度宽厚。我们家从郑州搬到小郭庄带去的最可贵的一大件就是一台半新的上海牌缝纫机，这台缝纫机在当地马上出了名，父亲用它不仅负责我们全家的衣裤制造，还帮助全村的乡亲做衣服;春节前一个月，村里的乡亲大多会到镇里百货店撕上几尺布料，回来请我父亲量文体剪，大姐和母亲也会帮忙缝纫，我则几乎每天在缝纫机踩踏旋转的法则节奏声中入睡。后来大姐告诉我，父亲每年春节前都会免费为乡亲们裁剪、制作近百件衣裤。乡亲们为了感激我们家的赞助，常常拿来自己家里的土产，比方红薯干、豌豆角等等，我父母则还以一些白面粗粮。这样长此以往，父亲不仅在村里，而且在大队和公社都开始享著名气，很受乡亲们尊敬。大家有事情、有抵触时也会找父亲来磋商调停，甚至邻村乡亲结婚都会请我的父亲参加，以增加分量。
刚到小郭庄时，那里还没有通电，电线杆也只架设到光亮公社和闫寨的大队部，村民们也舍不得点烛炬和煤油灯，个别入夜以后就上床睡觉了。晚上，全部村庄黝黑一片，只有看家狗偶然汪汪叫上两声。
1969年底，在征得村干部批准后，父亲带着大姐和几个乡亲，买来电线、瓷瓶，竖起一个个用树干削制而成的电线杆，把电从大队部一直引到小郭庄。小郭庄成为远近十多个村落中第一个通电的，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1972年夏天，父亲工作调动到驻马店地域产业局，我们也举家搬迁到驻马店镇。离开那天，简直是全村出动、邻里乡亲都来送行，难舍难分;村里的众多孩子们则是围着搬家的解放牌卡车看来看去、爬上爬下，无比新颖;我的母亲从集镇上买来两斤糖果，分给孩子们吃。37年之后，2009年9月底，我携妻子儿女陪伴母亲和两个姐姐重回小郭庄，几乎所有上了年事的村民都出来了，热忱地拉住母亲和大姐，问寒问暖，一再邀请我们住几天再走;良多村民得悉我父亲早已辞世的新闻后，纷纭向母亲表白感谢、思念之情，这些乡亲的深沉情义让老母亲眼眶润湿、让我激动不已。
父亲的言行举止对我影响十分大。他很风趣，在家里常常给咱们讲讲笑话、开开玩笑;很豪放，待人宽厚，做事件很大气，从不琐屑较量;很豁达、很有范儿，在驻马店镇生涯的那几年里，父亲经常骑车带我出去，一边骑车一边吟唱样板戏选段，其中《智取威虎山》跟《红灯记》里的多少段我都是在父亲的自行车上听会的。2016年底，新版的《智取威虎山》上映，我立刻想起父亲、即时去片子院里回味了出色的剧情，也更加悼念我敬爱的父亲。人不知鬼不觉中，从小父亲就成了我的偶像，我做事的时候总想得到父亲的褒奖，父亲对我既慈爱又请求很严厉，他很少批驳我，然而也很少会表彰我;即便对我取得1984年全国高中生数学联赛河南赛区第一名这样的声誉，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赞赏了两句，并要我看到不足戒骄戒躁。父亲的厨艺极佳，逢年过节都是父亲掌勺炒出一盘盘可口的菜肴，1985年我输送清华大学之后，父亲很愉快，亲身下厨给我做了一桌厚味庆贺。他老是盼望我可能做得再好一点，不能满足常乐，而我也始终为了不让父亲扫兴而尽力学习和进取，直到当初，我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总能想到要对得起父亲的在天之灵。我感到从小到大，一直到清华毕业至今，对我影响最深的人是我父亲，而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是27年前的一天。
1987年9月21日，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医院的时候，他还处于昏迷状况，但血压和心跳等性命体征都还畸形。但是，医院急救室的那位医生告诉闹事司机：必需先交付500元押金，而后才干救人。四个半小时之后，待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测不出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我最爱戴的父亲在病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救治，没有留下一句遗嘱，也再不睁开眼睛看他儿子一眼，就分开了这个世界。这个事变对于还在上大学三年级的我打击太大了，我无奈蒙受忽然失去父亲的苦楚;自己的世界倾覆、价值观瓦解了，之后一年多的时光里常常夜不能寐、清晨三四点跑到空阔的圆明园内一个人抒发心中的悲愤。直到今天，夜深人静时我仍是常常想起心爱的父亲、也克制不住对父亲深深的怀念。当时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见解发生了基本的变更，我曾经恼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那位见逝世不救的急救室当值医生：医护职员的本分不是杀人如麻吗?为什么见死不救?不救救我的父亲?!
但是，我后来逐步想通了：这样的悲剧不止我一个家庭。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天天，不晓得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阅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生离死别的人为悲剧。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是在尽力而为地辅助着邻里乡亲和周边许很多多没有那么荣幸的人们，以自己的仁慈付出给这个世界带来温温暖关爱。子承父志，假如我真的有抱负、真的敢担当，那就应当去用自己的举动来转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产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我开始反思、也开端成熟。
其实直到父亲意外去世，我一直都非常幸运。从小学就接收了很体面的教导，中学、大学更是如斯，大家都很关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啥呢?我觉得我缺少像父亲一样的襟怀和回报之心。父亲逝世后，我真正开始懂事了，我起誓要照顾好我的母亲，回报从小到大爱惜、关怀我的老师和父老乡亲们，用自己的力气让四周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妙，这种心境追随我在国外流浪了十八个春秋。
现在我回来了，回到了清华大学。外面总有些人在揣度我的回国念头，说施一公回来如何如何。实在，我不止一次告知大家，是我的真心话：我回到清华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育一批有幻想、敢担负的年青人，在他们可塑性还较高的时候去影响他们，愿望清华的学生在加强专业素质、寻求个人价值的同时，让他们明白而动摇地从心坎深处意识到本人对于这个国度和民族责无旁贷的义务，承载起中华民族实现强国大梦之重担!
2015年1月5日，是我父亲的八十岁冥寿。这天，我刚好在杭州——父亲的诞生地——开会。一天繁忙之后，我回到酒店自己的房间，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泪流满面，只能给父亲的在天之灵写信：“爸爸，你走得太早了、太急了，都没能遇上一天好日子、也没能吩咐儿子一句话;27年来，儿子拼命努力，只怕辜负了您的冀望。”
我深深地缅怀我的父亲，也希望自己能有像父亲一样的大爱和情怀。父亲的吟唱仿佛就在我耳边：本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明天将来方长显本领，甘洒热血写年龄!
施一公，构造生物学家。清华大学传授。1967年5月5日出生于河南省郑州，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95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2016年12月，中科院院士施一公教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