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4-07-15 17:43
今年是一代文学大师冰心辞世十周年纪念，冰心生前崇敬和喜爱的作家老舍之子舒乙在《上海文学》上撰文，为我们回忆和描述了一位朴实无华、完全真实，又相当特别的可敬可爱的世纪老人。
对人对事从不虚假掩饰
冰心老人最大的特点，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真”。她是一个真人。真正做到“真”，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冰心老人却做到了，在生活中，在任何一件事中，不带任何虚假，不带任何掩饰，直面道来，以至每一件事，甚至每一个字，在她老人家身上都是与众不同的。
“民进”妇女部的干部来求她为“三八妇女节”题几个字，她爽快地提笔就写，然后轻轻地说：“你们应该多下去看看，帮助下面解决一些教育方面的实际困难，尤其是儿童失学问题。”对方说：“没钱呀，怎么下得去？”这样的事，遇得多了，她酝酿了很久，1987年写下那篇著名的《我请求》，请求大家都来读一读《教育忧思录》，都来关心教育。一石激起千层浪，《我请求》发表之后，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持续半年之久。
1989年8月25日，老舍忌日的第二天，冰心先生坐着轮椅到北京图书馆去看“老舍生平和创作成就展”，她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看得很仔细，快到结束的时候，老人家突然失声大哭，毫不掩饰，双手捧面，热泪横流，吓得陪护她的人推起轮椅就跑，跑进电梯，她还在哭，扶上汽车，还在哭，回到家里，好不容易才转成低声的抽泣，半天说了一句话：“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她为福建大学生题词“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她解释说：“有的能做：爱国、上进；有的不能做：不爱国、不上进。知足：生活上、物质上要知足；不知足：知识上、学习上要不知足。”
有一位作协领导人大年初一来拜年，冰心先生正好在吃饭，她对此公一向不感兴趣，便问他：“有事吗？”对方说想求一张字，冰心老人笑一笑，说“买宣纸来！”等他走后，冰心先生悄悄地说：“其实我已想好了写什么，但要等他送纸来，如他真来，我就会问：‘宣纸买了吗？’”
“我也有几不怕”
冰心先生总爱说：“毛主席有五不怕，我也有，我起码也有几不怕，一不怕离婚，我老伴已经没了，二不怕撤职，我不是官，……就是杀头，我也不怕，反正要死了。”她说：“我最相信两条：一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条，历史是人民写的。”她还说：“我很老了，以前喜欢风花雪月，现在不爱看了，已经经过了，很淡薄了。写些人间不平事吧，为别人多说点公道话。”“不要看一时多么有权势，没有用，自己再吹嘘，或者再谦虚，也都没有用。真正厉害的是人民，还是那两句话。”
长城饭店美方经理曾邀请她的小女儿吴青去做中方经理人，冰心先生、吴文藻先生和吴青本人都不干，认为还是教书育人好，说“人是不能为钱而活的！”
高洪波拿来《人间小品丛书》中的《冰心集》，她看了以后说其中只有两篇好，一为《到青龙桥去》，二为《观舞记》，其余都“幼稚”，现在看了脸红，不好意思。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替冰心先生出了一套《冰心选集》，有六卷，她看了第六卷，是评论和序跋集，她说“无聊”，我以为是书出版得不好，她说，不是，是自己“写得无聊”，不好意思看下去，一再说“无聊、无聊”。
我替她编了一本《冰心九旬文选》，是本小书，由梁凤仪的“勤十缘”出版社出版。给冰心先生送去样书之后，第二个星期再去时，她把样书还给我，说“上面有四十个错！”我打开一看，她已一一用圆珠笔在错的地方标出，并一一改正过来，字写得很小。
一点也不“淑女”
冰心先生写了一篇悼念邓颖超大姐的短文，引了巴老的一句话——“她是我最后追求的一个榜样”，结果发表时被删除，她勃然大怒，当面责问报纸的总编和副总编，一定要讨个说法。
冰心先生十一岁以前在家里是被父母当男孩养的，着男装，骑马，打枪，游泳，向往着当军人，当水兵，父母不怎么管她，自由自在，是父母的“野孩子”。十一岁回到老家福州，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每一次穿女装，就大叫：“真是难受死了。”
冰心先生从来没化过妆，只在美国当学生演《西厢记》时化过一次妆，是闻一多替她化的。她主张素面朝天，说“描眉画眼的，干什么！”她认为天下以福建女子为最美。福建女子均光脚，着茶衣，不化妆，是干活能手。
冰心先生的母亲就是一位性格刚强的女子。她出身望族，是大家闺秀，嫁到谢家之后夫妇感情很好，丈夫在海军中当差，正好遭遇中日甲午海战。中国近代海军中福建人很多，也牺牲了许多,搞笑语录，一时福建街上隔三岔五地出现了不少“白榜”，那是类似阵亡通知书的东西。他们夫妇结婚七年，曾生育过两个男孩，但都没有留住。她恐怕“白榜”早晚也会贴到自己家门口，便悄悄在怀里揣上一块大烟，随时准备服毒跟随丈夫而去。冰心平常喜欢讲甲午之战的故事，那些故事都是父亲和母亲讲给幼小的冰心听的，其中最悲壮的之一就是年轻的母亲这段准备为国为亲人牺牲的故事。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冰心的恋爱、婚姻、家庭都堪称典范，一辈子没有任何绯闻。“反右”时，她一家三个男人被划为“右派”，丈夫、儿子和三弟。开人大会时，在福建团里，冰心先生遭到围攻，责问她吴文藻是怎么成为“右派”的。冰心气得不行，去找周恩来总理评理。她说：“如果吴文藻是一百分的反党，我起码是五十分，我和他没法划清界限，我也帮不了他。”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说：“好吧好吧，你回去吧。我知道了，我和他们说。”结果，福建团的代表们一个个跑到冰心先生家里来赔礼道歉。
到了“文革”，又是被抄家、揪斗，说她是司徒雷登的干女儿，最后被下放劳动。还是周恩来总理借口要迎接尼克松访华，要翻译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给毛主席看，把吴文藻和谢冰心中途由干校叫了回来，以后又集体翻译了《世界史》和英国文豪的《世界史纲》，算是熬过了“文革”。
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我写了遗嘱，封在信封里，放在这个抽屉里，等我死了以后，你就来取。”她指着书桌正中间的抽屉很郑重很神秘地叮咛我，因为这里面有好几项是涉及文学馆的，如书、照片、钱、图章，除少量代表作留给子女作纪念之外，她都要捐给文学馆。此外，对骨灰处理、悼念活动安排，房屋遗产等等她都一一做了安排，以基本捐献出去为好。这是她的清醒、大度和明智。
冰心先生去世后，征得儿女们的同意，将吴谢二人的骨灰盒装进一个不锈钢的密封小罐，放入中国现代文学馆冰心雕像旁的大石块下面。文学馆的冰心雕像是钱绍武先生的作品。雕像立在院中的草坪上，雕的是冰心年轻时的形象，是一尊坐像，洁白无瑕，眼睛炯炯有神地凝视着前方。在雕像左后方的石头外面一侧刻着冰心先生一句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石块背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是赵朴老题写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