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8-11-08 15:36
近日著名作家刘震云受邀参加了央视的《朗读者》节目，他在众多作品中选择了朗读自己刚被翻拍成电影的《一句顶一万句》。下面是关于他的励志故事，欢迎阅读：
永远没有极其愤怒，永远特别平稳
1940年代的河南延津县位邱乡李恩村，一位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农妇体格并不强壮，却一直是东家们抢夺的短工。麦收时节，她为村中大户收田谋生，麦田长达三里，金黄色一眼望不到边际，挥刀割麦的动作却单调费力，毫无诗意可言。她从麦田这头割到那头，最壮实的男丁却还在半道徘徊。十几年后，年幼的外孙问她为何如此迅速，她说因为割麦时从不直腰。“你直了一次腰，就想直第二次，第二十次，第二百次……你就永远割不完麦子。”
“我始终记得姥姥割麦子的画面，否则我走不到今天。”时隔50多年，曾长期遭受困馁的作家刘震云回忆，站在麦田尽头为一路弯腰的姥姥呐喊助威，是最令他兴奋的幼年往事。贫苦乏味的童年一度折磨着他，却也在日后成就了他，成为写作者后，他的笔触瞄准并穿透日常生活，指向这个国度最广大人群的生存处境与精神境况。
“我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如票房20亿。”点映会上，刘震云半开玩笑。饱满自信心不只因为《一句顶一万句》，还源自本片的姊妹篇《我不是潘金莲》，导演是他的多年搭档冯小刚。种种原因，这部原定于国庆档上映的影片最终改档至11月下旬，一位编剧的两部电影在同一个月先后上映，这在中国影坛并不多见。
考虑《我不是潘金莲》的改映档期时，冯小刚曾在凌晨3点打电话征求刘震云的意见：“把11月搞成‘刘震云月’可不可行?”
刘震云回答：“那有什么不行的!”
电影市场低迷数月，刘震云的自信能否得到市场的有力回应，尚未可知。11月是公认的票房淡季，执导《一句顶一万句》前，刘雨霖尚无长片拍摄经验，多年搭档冯小刚坐镇的《我不是潘金莲》不仅经历了改档风波，还因坚持使用圆形镜头而备受争议。而两人先前的合作经历中，也曾有过不如人意的段落：酝酿19年之久的《一九四二》，2012年贺岁档上映时票房显著低于预期。
事易时移，一向心直口快的冯小刚仍为此片未获市场接纳耿耿于怀，而刘震云面对此事却显露出超出常人的平静姿态，这也正折射出其一贯性格。在女儿刘雨霖的观察中，假若人类的情绪值有十级，特高兴是十，特悲伤是一，刘震云的情绪永远在“四和六之间”,“永远没有极其愤怒，永远特别平稳”。
作为一个以观察书写人心人性为生的人，刘震云有别于情感激昂饱满的写作者，而是习惯了冷峻疏离的旁观姿态，与人交流持有分寸。他的写作生涯伴随着一个值得注意的悖论：作为当下少有的获得主流文学体制和商业文学市场双重认可的作家，他却自觉与两者都保持相当距离——在多个场合，他强调自己不是专业作家，没有拿过纳税人的钱;而在另一端，崔永元曾向他提出疑问，涉足影视如何保持写作状态，他的回应是：一年365天，一个晚上在电影圈，一个晚上在电视圈，剩下的363天在书桌前，跟书里的人物在一起。
他被称为“中国最绕的作家”，最近的一部小说《我不是潘金莲》，正文仅十几页，两篇序言却长达两百多页。但在现实生活中，他沉默寡言，“非常不喜欢?唆”，多年保持着规律单调的生活状态：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跑步，上下午各写作3个小时，晚间读书休息，如此周而复始。
在他身上，这种外界感受与实际情形存在落差的状况时常存在。因在小说中坚持运用简洁直接的白描手法，有评论家将他的风格定义为“新写实主义”，他对此并不认同：
“有时候评论家会说我开创了新写实这么一个方式，我说是非常不准确的。如果文学是为了反映现实，是为了写实，其实文学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我们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文学与现实有多远?好的小说和窗外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作者的认识跟现实是有天壤之别的。好的作家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哲学家。”
作家要有一颗敏感的心
除了早起跑步、做一套“刘震云广播体操”外，刘震云在写作之外最乐于做的事是逛菜市场。2019年8月的一天上午，正为买西红柿还是茄子犹豫不决时，出版人打电话告知他《一句顶一万句》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个四年一评的奖项是中国长篇小说作者的最高荣誉。
出版人补充道，由于李嘉诚的捐助，自当届起，奖金由5万元提高为50万元。得知写作生涯最重要的消息之一后，刘震云的反应是在茄子和西红柿中选择了价格更高的后者，中午给自己做了一碗西红柿鸡蛋面。
在刘雨霖眼中，这正是父亲一贯性格：“大多数人听到好的或是坏的消息，总会有一个情绪上的反应，高兴或是难过。他从来没有，永远都是很安静。”
但刘震云并非一个迟钝木讷的人。何为平淡庸常，何为动魄惊心，他有一套异于常人的判断标准和表达方法。冯小刚对刘震云小说特点的概括是：“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刀光剑影;看似不咸不淡，实则波澜壮阔。一切不露声色，于无形之中势不可当。”
他习惯于将目光对准大多数人视而不见的日常琐事。多年前让他声名鹊起的《一地鸡毛》，灵感正是来自于菜市场中。
1990年代之初，改革浪潮涌动，看似平静的市井生活背后，人心焦虑不安。走在街头，旁观着路人麻木冰冷的表情，刘震云感到困惑。“世界上无非两种人，5%的人处于支配地位，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95%的人是你说怎样我就怎样。后一种人每天机械重复，人生的乐趣在哪里?”
但他发现人们一进菜市场，脸上立刻生动起来。站在旁观者角度，他时常发现有人为了一毛钱寸步不让，当拿着便宜一毛钱的韭菜往家走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觉得左右人们心绪的绝不是这一毛钱本身。“这时候他战胜的不单是韭菜和小贩，而是整个世界。他跟美国总统从八国首脑会议上拎回去一揽子计划的心情是一样的。”
其时，80年代兴起的“文学热”尚未退去，慷慨激昂的宏大叙事是创作主流。刘震云却反其道而行，《一地鸡毛》写的是初入机关的年轻大学生小林的个人生活。文中的一句“小林认为，他家的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更重要”，被他视为理解此作的关键：“《一地鸡毛》写的不是凡人小事，写的是凡人大事。这些小事放在个人身上，就变成了大事。你可以问问走在街上的人，对他个人来说，是分房子、涨工资这件事大，还是苏联解体的事大?我想答案一定是前者。”
《一地鸡毛》获得读者好评，也引发评论界关注。“新写实主义”“官场小说”“机关文学”等概念成为解读刘震云的标签。但他认为这种归类方式“没有创造性，特别懒惰”。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将自己定义为“人性观察者”，认为回归人性这才能使小说具备超越种族和对抗时间的价值。“社会外在的变化很快，但人性的变化很慢。”
为此，他习惯于反复追溯自己写作道路的源头，在河南农村度过的童年。
不满一岁时，刘震云便被父母送到姥姥家里。多年以后，与姥姥相依为命的经历被他无数次提起，尽管姥姥并不识字，但他始终将其视为精神源头。“你从小跟谁长大的，谁给你喂饭穿衣送你上学，那个人对你的影响一定是最大。”
姥姥教给他的诸多道理其中之一，是“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刘震云5岁时，村中第一次有了小学，只有一名老师，5到12岁的孩子全收。父母因囊中拮据对此态度消极，但姥姥却拿出5元救济款，拉着刘震云的手将他送入学校。
贫穷饥饿的生活，曾一度束缚刘震云的视野。直到十几岁时，他的梦想仍是到镇上当一名厨子。这源自一段不愉快的往事：回到父母身边后，家中来了客人，却没有东西招待。刘母让丈夫到镇上餐馆赊馒头，家中八口人外加三个客人，刘母却特意交代只赊三个，再多无力偿还。刘父未能如愿，还遭到厨子羞辱。从此之后，每逢夫妻矛盾，刘父都因此事遭受奚落。
在刘震云眼中，从此三个馒头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在父亲身上。“所以我想当个厨子，我父亲如果到我的饭馆赊馒头，甭说三个，三十个我都赊给他。这就是我小时候的理想。”
基于宗族体系构建而成的乡村社会里，刘家势单力薄，在村中受人忽视，位居边缘。这使得少年刘震云特别害怕看到街上任何一个大人不高兴，乃至于习惯性根据大人的表情揣摩他的心情。“只要他板着脸走，我就很害怕，觉得他很强大，我很弱小。可强势家庭的孩子就没有这种概念，他不怕什么。”
多年后回忆往事，刘震云觉得那种经历在无意中训练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素质：冷静、敏感、有能力捕捉人性之微妙复杂。“作家要有一颗敏感的心，他对世界很微小的东西都要有所感悟。那种强盗型的人、热血型的人可能不会当作家，至多能当诗人，那种细腻和微妙的东西他肯定体察不到。”
但在当时，他全无投身写作的意识，这离他的生活过于遥远。15岁时，刘震云入伍当兵，在甘肃的茫茫戈壁滩上度过5年。那是他当时能想到的唯一逃离土地的出路——提干当了军官，就有工资赚，还能娶媳妇。
部队生活简单枯燥，刘震云尝试在书籍中消解精神苦闷。“文革”期间，人文社科类书籍多被销毁，理工科书本却容易得到。他在军营中的路灯下自学数学，乃至于熟练微积分。这一业余时间随心消遣的举动，却在日后彻底改写了他的命运——1978年高考恢复，20岁的刘震云报名参考，其他学生数学成绩多为个位数，他却考出89分，并凭此成为河南省文科状元。
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
2010年10月，刘震云作为系友代表在北大中文系10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讲。讲至末尾时，他笑称自己“有悖于老师的教诲”——每逢新生入学，历任系主任总会在开学典礼上特意宣讲一条传统：“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至今仍是如此。而刘震云则是少数打破这一规律的该系毕业生之一。
刘震云进入北大时，正值80年代文学浪潮兴起。在此背景下，北大中文系在这所最高学府中独领风骚，连续多年收揽半数高考状元，这其中，便包括河南状元刘震云。但在这群同学中，他写作才能并不出众，而是因数学成绩远超他人而进入中文系。这在旁人看来有些矛盾：数学与文学，似乎是两个截然对立的门类。
但他对此并不认同。恰恰相反，他不厌其烦地强调数学之于写作的重要性。他甚至建议我们将“数学不好的人不能成为好作家”作为文章标题。
因小说结构庞杂、语言繁复，诸多评论将刘震云称为“中国最绕的作家”。他以数学视角对此解释道：“这个民族的思维特别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你要说清一件事，必须同时说清八件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思考习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说不清楚事情的逻辑。我觉得作家的责任，就是从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开始把它说清楚。而有些人说不清楚，就是因为他数学不好。”
入学时身披省状元的光鲜标签，刘震云的北大生涯却显得有些沉寂。一个例子可证明他当时的沉默寡言：刚入学时，他看到班上一位女生上课时口中不停咀嚼着什么，他好奇不解，但过了三个学期才鼓起勇气发问，得知那叫作口香糖。
置身于洋溢着理想主义浪漫气息的北大中文系，他是个缺乏存在感的边缘人。文学热潮滚滚而来，其他同学满怀激情接连发表作品，成为受人瞩目的校园明星，他却不那么合群，疏离于大环境，独自埋首于文学哲学经典著作中。日后，他将其这一过程形容为构建“蓄水池”：
“一个作者背后的蓄水池到底有多深是最重要的，这个蓄水池中有对生活的认识、对哲学的认识、对民族的认识、对宗教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等等。把一个故事情节写得很生动，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讲一个动人的故事，这是初级作家干的事。北大中文系上过一年都没问题，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50多人都在写东西，都写得挺好。没有问题，故事一个比一个编得热乎，一个比一个编得圆满，但这确实不是一个作家所要达到的好小说的标准。”
这种与风潮保持距离、暗自蓄力的行事习惯，汲取自北大课堂。多年后回校演讲时，他讲起这段往事。在吴组缃教授的讲座上，他曾听到吴将自己与老舍进行比较：“老舍先生1949年之后是一直受宠的，我一辈子没有受过宠，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人格，老舍先生是要脸的，我是不要脸的。所以当一个人突然不受宠的时候，他跳了太平湖，当他跳太平湖的时候我每天在北大打扫厕所，我是北大打扫厕所最干净的人。”
在北大，刘震云自视曾捕捉到一举成名的写作捷径，但却有意背道而驰。“最快的路径就是装腔作势、装模作样、装神弄鬼。”他说，“那个年代如果你写极端的题材，极端的人物，马上就能得到关注和承认。就好比你穿异装奇服马上能引起路人注意，而你穿得跟众人一样，别人很难马上认出你来，然而后者折射的才是生活的真相。其实朴实的道路是最难走的，但它也是最长远的。”
至毕业时，刘震云又一次显露出与大环境背离的一面：曾沉浸于文学激情的同学们为前途奔忙纷纷停笔，与文学渐行渐远，他却在此时开始提笔创作。毕业分配进入《农民日报》这家国字头报纸后，他无心沿职称体系向上攀登，而是保持沉默低调的旁观姿态，为日后创作积累素材。一位同事曾以《悄然长成的一棵大树》为题描写他，意指他不声不响，被人忽略。
1987年，经历为期5年的“投稿—退稿”循环后，他在《人民文学》发表处女作《塔铺》，并在随后连续推出《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等作品。评论界将其总结为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
他在这些作品中创造出一系列凌厉冷峻的意象，与日常沉默寡言的性格形成反差，令熟悉他的人深感惊讶：如描写中央机关官场生活的《官人》，开篇第一句便是“二楼的厕所坏了……屎尿涌了一地。天气太热，一天之后，屎尿就变成了一群蠕动的蛆虫。有人亲眼看见了一个大尾巴蛆，正在往厕所对面的会议室爬。”整个机关的存在和运作，浸染于这种蛆虫遍地的氛围之中。再如《单位》以烂梨意象开头，单位拉来一车梨作为过节礼物，可是，“梨是烂的。有的烂了三分之一，有的烂了三分之二”，而且“大的大烂，小的小烂”。整个办公室却若无其事一起吃烂梨。
一系列作品与当时流行的宏大叙事格格不入，收获激赏，也招致非议。
作家李洱认为，刘震云的特点是普天之下的故事，不管是历史、政治，还是非常尖锐的一些权力、意识形态的所有问题，都全部放到日常生活的层面展开，“构成了90年代文学的逻辑起点”。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总结道：“刘震云揭示了日常琐事中令人震惊的事实。”一位日本学者认为《单位》里的人物变形得如此奇特，是标准的现代派作品。刘震云并不领受这种赞誉，反驳道：中国人一点儿也不觉得奇特，“因为大家就是这么活着。”
赞美声中也夹杂着批评。有评论认为《一地鸡毛》庸常、琐碎、语言缺乏文学应有的美感，不过是流水账。面对种种声音，刘震云不为所动，在随后的创作中坚持将笔触对准日常生活，采用口语化的叙事风格。
在他眼中，作家面对着两种洪流：一是历史的洪流，“20世纪中国这种翻天覆地的、暴动的、血腥的、荒蛮的东西”，还有一种洪流是普通人内心的洪流。他坚持选择书写后者。“一个作家选择写作的时候，是从易，还是从难?大海表面的波涛是非常汹涌的，写它是相对较容易的。但是它还有内部的涡流和潜流，写起来确实更为不易。不仅评论家难以下嘴，作者写的时候也难以下笔。”
《一地鸡毛》后，他突然将写作重心由城市机关生活转向乡土与历史。1991年与1993年，他连续出版两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到处流传》。他如此解释这种转变：
“之前的所有作品，我觉得借助的只是生活的百分之五的层面。从《故乡到处流传》开始，我突然发现那样认识生活特别不对，落下百分之九十五不管不顾，对一个生活中的自然人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作为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我觉得过去的写作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那百分之九十五的东西支撑着整个民族的生存、生活。”
1999年，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问世。这部写作6年、修改两年的作品，长达近两百万字。8年的写作过程封闭而孤独，生活单调重复，周而复始。动笔时他33岁，完稿时已至中年。“二百万字就是直接抄一遍，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后两年的修改过程尤其煎熬，被强烈的自我怀疑笼罩。“不知道6年前的是对的，还是现在的是对的。它就像走夜路一样，前边有个影子在走，你在追他，你走他也走，你停他也停，你不知道那个是对的还是这个是对的。这个自己追自己的过程比自己追别人的过程要痛苦。”
每逢自我怀疑时，他习惯于从童年往事中汲取力量。8年间，他反复回忆起13岁时与当马车夫的舅舅交谈的经历。
舅舅问他：“你觉得你聪明吗?”
“不太聪明。”
“你笨不笨?”
“我也不笨。”
“世界上就怕这种人，要不你聪明，要不你是个傻子，你生活得都会非常幸福，像你这种既不聪明又不笨、不上不下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最难混。”
“那我该怎么办?”
“你记住我的话，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
一个老奸巨猾的人
2019年9月24日，西班牙巴斯克海滨小镇，《我不是潘金莲》获得第64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颁奖礼上，刘震云在配有翻译的情况下，坚持用极不熟练的英文发言：“我相信我是个好作家”(I believe I am good writer)。
发言带着浓厚的中式口音与语法错误，却显得极富自信，这源自评论界与文学市场的双重肯定。有别于一些获奖后销量才开始提升的文学作品，多年来，刘震云新书的版权页上，总是有着令人惊叹的首印数。《一地鸡毛》《我叫刘跃进》首印20万，《我不是潘金莲》首印50万，而为他摘取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截至2019年8月，累计印数已达180万册。对于中国心怀著书立说梦想的人来说，这些数字光鲜夺目，令人艳羡。
但在一些人的观念里，那是通俗小说作者和教辅编撰者才相匹配的图书印数，对于严肃作家而言，是迎合市场需求的结果，甚至是令人羞耻之事。刘震云对此类看法不屑一顾。“如果一本书没有人读，这不是读者的问题，一定是作者的问题。我相信，畅销书不一定都是好书，但好书一定是畅销书。托尔斯泰、肖洛霍夫、海明威、加缪、雨果、莎士比亚、马尔克斯，哪个都畅销，而且是从南美、从欧洲、从北美畅销到中国来。如果有人说我的作品特别好但就是没人看，我认为都是自欺欺人。”
基于此种观念，他长年与文学体制保持相当距离。他坚信好的作家应依靠作品本身获取一席之地，“寄生不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你写的东西没人看，还要纳税人每个月给你工资，这合理吗?”他说，“如果一个作家离开纳税人的钱会饿死的话，他就不应该从事这个职业。”
他很少与文坛来往，少数有所交往的作家，更多是出于“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关系”，见面时极少谈论写作。“作家就是一个手工业者，这是一个特别个体的劳动，它的群体性的因素特别特别少。我觉得文坛是一个特别没意思的说法，而且是一个没意思的群体。”
但他也并非一些人想象中那样积极迎合市场。尤其是当他的作品被接连改编为广受关注的影视作品后，这一情形便更显得出人意料。他并不乐于接受“冯小刚御用编剧”的称谓，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一名编剧，只是偶尔客串，改编自己的作品。他觉得和影视圈相距甚远，唯一的联系就是几位朋友。“不需要认识那么多人，不需要跟那么多人合作。”
在接连将刘震云的四部作品搬上银幕后，冯小刚对他的评价是：“刘老师真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
1993年，刚刚写出《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的王朔将“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构成威胁”的刘震云介绍给冯小刚。双方自《一地鸡毛》起，开启了持续二十多年的合作。从初次接触起，冯小刚就感受到了刘震云存在距离感的一面。
面对他发出的将《一地鸡毛》改编为电视剧的邀约，刘震云并未过多表露兴奋之情，而是严肃地说道：“《一地鸡毛》写的不是凡人小事，是凡人大事。如果拍出来仅仅是凡人小事，那我认为可以不拍。”
多年来，冯小刚常在电影公映前邀请刘震云发表意见，听到的反馈一定是“好，非常好”。再追问，刘震云还会说好。反复追问，他说非常好，如果有一点儿不足，也是编剧的问题。再往下追问，“导演也有一点儿问题。”
“这说明刘老师非常有城府、非常狡猾。”交往久了，冯小刚才能逐渐摸透刘震云话里的“虚实”。“刘老师要是只说好，那就是这事问题比较多。”
在冯小刚眼中，刘震云习惯于对人事冷眼旁观，深谙人性弱点，却极少表露心绪。这与心直口快的自己恰好相反。“所有人创作完一个东西后请别人来评价，其实是不希望听到说不好。有些人体会不到这点，就一二三四五把毛病都说了，对方心里头弄个不痛快。而刘老师认为自己绝对不能犯这样的错误，所以他一般都会说好，很好。如果他不是这么认为的，他就会把这个好说得特别虚。”
这种风格贯穿于刘震云的日常生活中。在前新浪网总编辑陈彤的眼中，这位多年朋友在饭局上礼数周全，善于让在座每个人感受到尊重与舒适，但又在交谈过程中保持分寸，鲜与人发生意见交锋。“他要觉得话不投机，要么干脆不说话，要么蔫吧蔫就走了。他绝不属于贸然说锋芒话的人。”
正如两位朋友的观察，刘震云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做一个沉默疏离的旁观者。规律的写作生活之外，他最爱做的事情，是拿着小本和钢笔，蹲在北京大街口旁观人来人往;闯进一个餐馆，听农民工和餐馆老板算钱;带着女儿去一家修鞋铺子，边聊天边吃老板烤的红薯。他以旁观者的姿态到达而又离去，并不试图让双方真正介入彼此的生活。他相信只有保持观察距离，才能理清潜藏在故事之下的“生活与人的逻辑”。
为此，他保持着冯小刚所说的“狡猾”一面，现实生活与小说世界中判若两人——尽管在小说作品中时常对各类人事施以辛辣讽刺，坚持对时代的反思和批判，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从不以反叛激昂形象示人，极少发表尖锐批评。
当被问及他小说的主题是否总落脚于体制对人的异化时，他认为这种声音是一种彻底的误解：“好的作品永远指向人性本身。体制对人的伤害是人物关系的一部分，有什么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体制，这是人群共同作用的结果。作家应做的是帮助大家理解人性。”
谈起这些时，他语气平静，狡黠地眨着双眼。人们习惯于沉浸在姿态、情绪当中，但刘震云更乐于通过创造具体故事而非发表观点来拓展创作的边界。对于当下中国缺乏优秀文学作品是受到大环境局限的观点，他并不接受：“一个人不能写出好作品，千万不能怪在时代、社会、生活。一个真正好的作者，生在哪个时代，就应该在这个时代写出好作品。斯大林时代同样写出了《静静的顿河》《布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作品。这样的说法我觉得主次颠倒。”
正在上映的《我不是潘金莲》中，观众将再次体味到刘震云擅长营造的辛辣反讽风格。“写这本小说是为了探讨生活的底线，看它到底能够多荒诞。生活就像一个深渊一样，荒诞没有底线。”
“董宪法”“王公道”“史为民”，当他为笔下人浮于事的司法人员安上这样的名字时，主人公李雪莲的漫长告状遭遇显现出浓重的荒诞色彩：这个顶了潘金莲冤名的女人经历了一场荒唐的离婚案后走上告状路，结果一告二十年，依旧深陷困境。
“你为什么善于制造荒诞的效果?”
“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每时每刻都充满荒诞，不是吗?”说着，刘震云露出微笑，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那是专属于旁观者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