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右脑 2018-04-18 14:25
过去总说博古有意排斥、打击毛泽东，反对毛的正确主张，但事实并非如此。公开信里的一个不经意的括注，就告诉我们一个胜于雄辩的事实：博古不仅不排斥毛泽东，而且极尊重毛泽东，把毛的署名文章视同党的文件、党的声音。
博古与毛泽东 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年10期，作者：曹春荣，原题为：《从一封公开信看博古的另一面》
在中共高层人物谱系中，瑞金时期（1931—1934年）的博古，被定格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副帅、总代理，一贯排斥、打击正确路线代表毛泽东的“铁面木偶”。在各色各样的文艺作品中，此时的博古更是被刻意涂抹成思想僵化、言语僵硬、只会按照共产国际指令行事的人，成了被随意讥讽、嘲笑的反面典型。
这实在是难以言说的悲哀。幸而有1933年10月28日出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32期上的博古《答杨幼麟同志》一文，让我们从中能够或多或少看到他的另一面。
杨幼麟与杨幼麟来信
《答杨幼麟同志》一文，是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博古，对杨幼麟来信的公开答复，写于1933年10月15日。正题之下有个副题：《关于转变存在着革命形势为胜利的大革命及对富农的策略问题》。这个副题反映了杨信中的两个疑问，当然也概括了博古复信的主要内容。在无法接触杨信文本的情况下，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言而喻的。
杨幼麟何许人？他怎么会提笔给党的最高领导写信提出质疑？
杨幼麟的人生经历跟博古的早期经历有不少相似之处。杨幼麟出生于1899年，长博古8岁，湖南湘乡人，又称杨幼林，化名石夫。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比博古入党早一个月。1927年秋被派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比博古赴苏入中山大学学习马列主义，晚了一年。1929年夏回国，被派去湘鄂赣边工作。虽比博古早一年回国，却不似博古直分上海进入中枢工作。
从1929年9月起，杨幼麟先后当选中共湘鄂赣边第二、三届特委执行委员，并被推选为常委。1930年7月底，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一度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杨任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1931年6月底，他担任中共湘鄂赣省委委员、常委。同年9月，又担任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0月被推定为常委、军事部长。1932年3、4月，他被指犯有右倾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错误，接连被撤销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执委会常委及军事部长职务。同年9月上旬，杨幼麟奉命和中共湘鄂赣省委前书记李宗白、红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兼军委书记邓乾元等一道前往瑞金，向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汇报湘鄂赣省委情况，并带去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以后的各种文件。到瑞金后，杨幼麟即因病而去闽西汀州福音医院治疗休养，没有参加苏区中央局召集的汇报会。此后，他是一直在养病，还是另行分配了工作，尚不得而知。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被留在了瑞金坚持游击战争，不久被敌捕获，英勇就义。
透过上述简历可知，杨幼麟是个有相当理论和思想水平的人，对于自己不理解或不同意的观点，应能向领导机关、领导人提出质疑。因为对博古1933年春在红军学校作报告时，说到的“把革命形势迅速地变成胜利的大革命”一段话不解，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关于对待富农的策略的解释不一致，他产生了困惑，便给博古写了这封信。
博古据实解释
对于杨幼麟来信，博古甚为重视，因为“来信中所提的两个问题极端重要，一个是关于我们目前基本的总的路线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对待富农的策略问题”。鉴于问题性质的严重，而且对后一个问题，“一些同志的解释亦不一致”。但杨幼麟来信中并没有告诉收信人，“一些同志是谁，而且解释不一致是怎样的不一致与差异在哪里”。为正视听，扩大教育面，他“觉得在党报答复”写信者“更好一些”。这就是博古公开复信的原因。他的做法，完全符合党规，符合党内自由讨论问题，通过讨论增进共识、趋于一致的传统。